有学生问我平生最痛恨什么人，我说我最痛恨道学家。这种人最虚伪。我亲眼见过几个道学家，他们平时对一个女孩子非常好，他们就这个女孩子几乎周周都要聚在一起喝茶。但是，当这个女孩子生活上出现了一点儿问题，需要他们出来打个招呼，做些解释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拒而远之，他们都跑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道学家。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道学面貌，会不惜牺牲别人，要知道这些人连起码的朋友之谊都不顾，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信赖呢。
大多数道学家是用贬低和抨击别人的道德来证明自己的。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道学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正面的高尚举动，而是因为他们时常抨击那些所谓的道德败坏行为和道德败坏分子，他们从痛斥别人中获得名声，因而常常对别人越发的苛酷，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不惮于在别人的伤口上撒把盐的。
但是，有些读了很多书的所谓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位朋友跟我谈电影《甲方乙方》。他举了几个例子，讲到美国国旗是非常神圣的，巴顿将军，《列宁在一九一八》是非常神圣的，烈士们是非常神圣的，南京因为曾经是中国的首都也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电影《甲方乙方》就不应该拿这些神圣的事物来幽默，《甲方乙方》这样做完全是毒害那些不明事理的青年人。可是，我问他，难道“神圣的事物”就不能拿来做幽默的材料吗？事实上，这位先生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对国旗的态度是庄重的，但是当要通过法令，宣布焚烧国旗是非法的时候，美国人就站起来反对了。人可以自愿地尊崇一个事物，但是不能被迫地尊崇一个事物。在这位朋友看来，俗人把圣人当菩萨供着才是正理，俗人是没有权利拿圣人来幽一默的。所以，那个电影中那个胖子书商只该在他的书店里卖书，是绝不应该有他的幻想的，至于幻想做什么巴顿将军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其实一般情况下圣人都是很随和的，圣人也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下的。例如，毛泽东，他就在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去见马克思”来对自己的年老幽默一回。据说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嘲笑主席，相反大家从这个幽默中感到了主席的人格分量。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圣人”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回的，怕就怕在我们中的某些人自认为“卑人”，对着圣人鞠躬哈腰，在圣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他把脑袋都给了圣人，然后自己做了没有脑袋的尾巴。他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圣人，其中甚至也包括笑的权利。现在，我们终于赶上了好时候，“卑人”也可以笑一笑了，可是有的人就是对“卑人”的笑看不过眼，好像“卑人”一笑，天下就大乱了，在他们的眼里人们一提到圣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圣人，如巴顿）的名字“卑人”就应该沉静肃穆默哀，一提到攻占南京“卑人”就应该咬牙切齿两眼含泪如丧考女比 才行。
这就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德行。他们害怕大众的笑声，他们希望大众和他们一样成天愁眉苦脸。这就是中国的精英。他们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蒙昧时代的政治是叫大众不要思考，而市场时代的精英是叫大众不要欢笑。反正，大众除了应当受苦，在苦行中实践他们的道德，为某个伟大理想而奋斗以外，就不应该有什么其他想法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大众实在不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持的立场。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他这样做，他将大众的生命当成实现政治报复和军事目标的工具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当如此。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缺乏人文关怀的。
《作家》19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惟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