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可恶，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很多富人确实是罪大恶极的。
古人说，大财后面必有大恶，这话似乎打击面太广，我们不妨改成温和一点的句式：很多大财后面往往都有罪恶，以免掉入逻辑的陷阱。
这些富人的可恶，首先是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厦门远华案，涉及的走私金额高达400多亿人民币，走私范围包括化工、油品、汽车、百货，应有尽有。据官方资料，1997年赖昌星走私高峰期间，走私的成品油竟占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单是漏税，就达200亿元人民币，仅仅就这一个赖昌星，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用“巨大”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何况中国还有多少个李昌星、王昌星，挖出来的和没有挖出来的，造成的损失只能说是“无法估量”。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赖昌星，据说早年还捡过破烂，我们可以推测，是怎样的雄心壮志，支持他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国第一大走私犯的位置。他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出人头地的追求，他确实也做到了，有消息说，赖昌星在厦门、香港和海外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有100亿港元以上，单在香港的房产就值30多亿港元。 以他这样身家来算，当个超级富豪是绰绰有余了。然而他永远不可能像张瑞敏那样，登上讲坛宣讲他的财富观念，历年来任何一次财富排行榜，也没有把他列入其中。黑钱终究是黑钱，建筑在罪恶之上的财富大厦，就像一座庞大的冰雕，太阳一出，就化为乌有。
100个亿，这是个怎样的数字，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富和大恶的关系！
据说在远华疯狂走私败露之后，远华集团的重要建筑红楼被辟为《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作为打击走私和反腐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参观者非常踊跃，开展首日，逾千厦门和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争睹红楼“风采”，使得门票暴涨20倍，原价5元的门票，被“黄牛”炒至一百多元。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现了强烈的义愤。负面效果还是相当多的，以至于开放不久就关闭了，这倒有点出人意外。
一个人如果在街头被小偷偷去几十元钱，可能会感到极大的愤怒，因为你不仅是损失了钱财，还人格受辱，小偷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拿走了你的财物，对你的不尊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被偷的耻辱，会让你刻骨铭心。
但是如果偷的是大家的钱，你就可能麻木。老百姓对走私犯的痛恨可能远不如对一个小偷，虽然前者偷的是400亿，后者偷的是几十元。这不仅是一种麻木，更是一种愚昧。
国家税收的损失，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损失。看看走私犯和腐败分子的奢侈生活，再看看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仅以200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为例，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走私犯过的又是什么日子？连农民都要为国家的正常运转纳税，那些花天酒地的走私犯却把该交的税揣进了自己腰包！
如果说全社会的财富，因为我们在其中所占份额很小，被掠去还不足以有切肤之痛，那么当这种掠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就更加让人深恶痛绝。
比如庄家吕梁，这个中国股市上的风云人物，曾经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造出30余人的核心队伍，通过66家证券公司125个营业部签订数百份融资协议，前后融资54亿元，指挥遍布全国的70名以上操盘手，利用1565个账户，将0048“中科创业”股价炒成当年中国最大牛股之一。
后来吕梁栽了，很多人以为吕梁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在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败局中，他所融来的数十亿资金，在股价的暴跌中灰飞烟灭。其实这很可能是个误解！只是因为人们不熟悉庄家的操作。
事实上，股票在吕梁手上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庄家为什么要拉抬股价？并非完全为了高位出货，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将股票质押出去，获得新的资金。庄家其实是玩别人的钱，就算高位来上几个跌停，他的股票早已顺利脱手――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出货，卖给市场其他投资者，而是通过抵押贷款，卖给了银行。
庄家就算输了，还是赢家。而受害者，远不止银行一家，“中科创业”的崩盘，引起了2001年股市的大跳水，实际是519行情以来的转折点，两年的牛市宣告结束，多少人被套，多少人流血，损失无法估量。
曾经有股民说，“我想违规，可是办不到。我想巨额融资，但是没有丰厚的财产做抵押。我想操纵股价，但是没有那么多钱……”一句话，散户是永远的弱者，受伤的永远是穷人。
赖昌星跑了，吕良也下落不明。善良的人或许以为他们会忏悔，这只是一厢情愿。赖昌星在国外仍然过着奢靡的生活，据加拿大移民局官员的形容，赖昌星是一个狂赌之徒，在汇丰银行的一个户头存有15亿加元，他在温哥华和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赌场里，输个几百万元也不算什么。
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这就是这类富人的另一大罪恶！他们从社会非法掠夺来的财富，不是正常的回报社会，往往是畸形的消耗，最后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这和企业家赚了钱又投资，钱始终在社会上循环是两回事。
其实赖昌星只是冰山一角， 2001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一方面是平民大量下岗，一方面是特权分子大量卷逃，还有很多没有暴露的蛀虫，在那里勤勤恳恳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很多人靠非法鲸吞社会的财富而迅速致富。许多人或许事发之前都有一副廉洁的面孔，让人不敢相信他们平凡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样巨大的财富和那样巨大的罪恶。有关部门早就注意到，现在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胃口已经越来越大，十万八万简直不过瘾了，动辙就是上百万，上千万。而且退路早就想好，捞了就跑，跑了就了。在美国有不少新华人，一去美国就有能力买上百万美元的豪宅，而且是现款，出手之豪阔，让财大气粗的美国人都目瞪口呆。
这些人的钱和他们的身份一样，往往都深究不得。如果一个处长，不需要奖学金，就可以轻松的送自己的孩子读国外名牌大学，谁都清楚，不是因为处长的工资高，而是他手里的权力值钱。
而这和真正的大贪比起来，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官外逃事件，涉案金额动辙就是上亿。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国有企业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一块肥肉，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武汉长动集团原董事长于志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巨额美元，在菲律宾开了私人电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只是取大海之一粟矣。”一位腐败分子竟这样振振有辞地为自己开脱。所以才有那样多人趋之若鹜，甚至连高官潜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严重的是文化上的。过去的人虽然穷，但看到要饭的乞丐，还要舀一碗米给他，现在的人有钱了，反而没了同情心，遇到乞丐连正眼也懒得瞧一瞧。不是人心不古了，是因为假乞丐太多。假乞丐的可恶，就在于它谋杀良心，谋杀信任，让社会冷膜，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这是一种毒素，深入肌理，慢慢发作，当它形成一种共识，成为集体的潜意识时，所谓勤劳致富，反而成了另类，那么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法不制众，一个社会如果从文化上烂掉了，再想让它健康，恐怕很难。
这也是那些富人最万恶的地方！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