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文化是最难改变的，文化因素将会阻碍日本的调整。他们主张：日本这样一个强调集体以至于冒头的钉子挨敲打的社会，是与新经济不相容的。然而经济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它们来自现在盛行的经济系统中的激励措施和规章。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就是二战后的劳动力竞争的产物，而不是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存在的一种由文化因素注定的关系。当所处环境变化时，经济文化因素能够而且也将发生变化。日本人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有着充分的认识，而且全球化正在剧烈地加速日本的调整过程。
转变的迹象随处可见。NEC、日立这样的主要的标准大公司正在重构。外国公司正在进行大的收购活动，但公众并未为此而大声疾呼。管理者开始遗忘他们的传统公司；政府官员们正在忘记早先的部门。创业家们正在东京和大阪以外的地区努力，而且京都已经有了3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东京的涩谷（Shibuya）地区出现了成批的处于创业阶段的计算机公司，几乎是照搬了Bitter谷而且现在被时髦地叫做Bit谷。
在日本，十几岁的青少年们正在提出在线服务的要求。个人投资正在从储蓄转向股票市场。因特网和移动电话的使用量正在飞速上升。大学毕业生开始在外企中寻找工作。妇女们在工作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这些可能只是渐进的步伐，但是，它们代表了进行竞争的一整套新方式。
新日本模型的需要
在今天的日本，变化正在一件一件地发生，毫无畏惧，也不是到了非发生不可时才发生。个别步骤已经展开，以努力仿效国际上的先进实践或处理掉那些明显不发生作用的东西。不断地有突发事件和新生事物—举例来说，关于公司所得税的合并和储蓄存款保险改革方面的新动议被公布—接着又被推迟了。
日本现在仍然缺乏的是对造成日本现在困境的原因的全面理解和独特的、日本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本书能够通过对日本的成功和失败所做的仔细研究，通过这里提出的理解全球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和生产力的正确理论，以及对未来方向的指引，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前述需求。
一些人对日本能否从一个以稳定为基础的系统转向以竞争为基础的系统表示怀疑。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点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日本已经转向竞争体系，这表现在其经济中那些有生产力的和成功的部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能否理解这一转变并且克服将竞争体系推广到整个经济的各种障碍。
为了制定出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日本必须吸纳西方体系中的一些因素，就像它在过去所做的那样。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不应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克隆，而是出现一种新的、独特的、日本化的竞争概念。
这种独特性从何而来呢？我们看到了以下几种可能：尽管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其优势之一，但是也能成为其劣势之一。而日本人进行跨学科、跨职能、跨公司合作的能力超常。当辅之以更加专业化的培训、网络技术和新竞争思维方式时，这种合作能力将会触发生产力和战略上的突变。
此外，知识上的进步正越来越多地来源于跨学科合作。如果日本能够在其大学研究体系上进行适当的投资、制定更好的激励机制、加强竞争、减少管制造成的破坏，日本将能够以一个更加强大的创新中心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日本已经从许多领域内的强大集团获益。我们在第四章的讨论中已经指出，日本即使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仍有很好的合作能力，所以集团机制在日本运行得很好。随着地区专门化倾向的越来越强烈以及越来越多的职权被下放到更低层次的政府，日本将能够引发独创精神和集团发展的新纪元。
在需求方面，日本的生活环境、文化和人口构成将继续形成一项优势，这一优势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紧凑、多功能、低噪音产品的尖端产品市场。日本人对产品的外形、设计和包装极其敏感。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日本是领先者。这些领域仍将构成日本的优势所在，而且代表着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领域。
这些需求方面的优势还能进一步扩大，只要日本消费者和企业能够热忱接受环保概念。考虑到日本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这种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为了满足老龄化人口的需要，日本将会成为具有领先优势的市场。规章制度的改革将会减轻日本国内受过良好教育、过分讲究的消费者在以前受管制的一些领域内面临的压力，这些领域包括通讯、服务和医疗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