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惧是一种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当主人生高歌猛进时，保守稳重，处进思退;当人生陷入一淡与低谷时，告诫自己不要消沉下去，要依然保持追求的心态｡
戒惧不是放不开，更不是畏惧，退缩｡人在逆境中，往往会走入过度保护自己的误区，除了造成行事放不开之外，还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容易感到四面八方都有压力，喘不过气来，感觉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
富贵如刀兵戈矛，稍放纵便销膏靡骨而不知;贫贱如针砭药石，一忧勤即砥节砺行而不觉｡
只一句话，便点破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中国哲学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生存的智能，一种避免生命坠毁入危灭之途的智能，可谓一语中的｡《易经》中说:“君子，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可以说，戒惧心是中国人生的基本修养之一｡最早系统论述这一点的，是中国最杰出的忠臣之一魏征，他是针对帝王治国而发论｡魏征熟谙历史，深知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
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感慨说，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征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安而不可忘危的道理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在危险的环境里，人往往能平安度过;可是环境比较顺利，人生盛事不断时，却容易留下摔跟头的隐患｡原因就在于;面对前者人们能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对待后者，往往放松警惕，不知要提前准备退路｡
以战国时的范睢为例，他以“远交近攻”的策略说动秦昭王后，被秦昭王拜为客卿｡以后又为秦昭王出谋划策，废黜了专权的宣太后，驱逐了把持朝政的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人，维护了昭王的绝对权威｡
昭王于是拜范睢为相国，封为应侯｡
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在咸阳住下后，他放风说:“燕国来了一位士人蔡泽，非常能言善辩｡他说如果他一旦见到昭王，昭王一定会因此把你扔到一边，撤掉你的丞相职务｡”
范睢决定见一见这个不速之客｡
蔡泽见到范睢后，对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列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四十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睢听了，不禁耸然动容｡
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曲，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他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祸福｡《逸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过了几天，范睢向秦昭王推荐蔡泽自代，托病归还了相印｡
因此，树立忧患意识与危机感，深谋远虑，安而不忘危，是不打败仗的立身智能｡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君臣互相猜忌，文臣武将人人自危｡一些人因为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恨不得一入深宅便与世隔绝，和谁也不相往来｡
在众大臣中，唯有汾阳王郭子仪与众不同｡郭府每天大门敞开，任人出入｡部下的将官们来府中拜访，如果郭夫人和女儿若正在梳汝，郭子仪就让这些将官们拿手巾､打洗脸水，象对自家人一样支使他们｡
郭子仪的儿子们也觉得父亲做的太过分了，劝他说:“您功业显赫，但不尊重自己，不管贵贱都随便进入你的卧室｡古代的圣人也不会这样做｡”
郭子仪笑着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用意｡我有战马500匹，部属仆从上千人｡如果修筑高墙，关闭门户，和朝廷内外不相往来，倘若与人结下私怨，再有嫉贤妒能之人挑唆，那我们全家的大祸也就不远了｡现在我坦坦荡荡，大门洞开，即便有人想谗言诬陷，又怎么能找到借口呢?”
郭子仪开门揖客，对一切都不存戒心的做法，果然令代宗皇帝对他深信不疑｡
铁板烧博士说――
人生就犹如一场场盛筵｡盛筵当然要享用，但多数人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却忘记了想一想席散了以后怎么办，即使危险已经迫近，他们也不能警觉，就像燕子把窝巢搭在门帘上，鱼儿在旱锅里游一样危险｡
而智者则既能享受生活的美味，又能不沉溺于现状中忘乎所以，他们懂得戒惧，居乐思悲，居权思失，居福思祸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