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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席卷全球的“黑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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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秋天柳传志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个演讲。他宣布英特尔公司正在不断增加联想的芯片份额,“在中国国内,他们选了一家芯片的总代理,就是我们。”这是真的。不过,他刚刚在香港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的生活,其罪魁祸首也正是这家英特尔公司。
对全世界的电脑产业来说,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除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公司股票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联想的流水线还在转动,工厂还在进货出货,但是已经相当艰难,因为公司从4月开始就连续亏损,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凭着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然而所有银行现在全都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停止贷款。看来圈子里面流行的说法一点不假,银行都是“势利小人”,遇到这种情形,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不肯雪中送炭。柳传志一向乐观豁达,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人们用“黑色风暴”来描述当时困境,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电脑业本来是个瞬息万变的产业,就像安迪·格鲁夫说的,这是一个“10倍速时代”。每次变化都有一些必然的理由—比如摩尔定律在发生作用。但是这一次风暴来得特别突然,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它是从英特尔公司卷起来的。
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拥有的6 000万台微机中,它生产的“中央处理器”占据着80%。这英特尔仰仗其市场垄断的份额,总是把芯片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量以内,然后给下游的组装厂家以配额。这种“配额”加“定价”的方式,有点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商品紧缺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东西可卖,而这个英特尔却是刻意地保持一种产销平衡,以便把自己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你只要看看柳传志宣布自己得到英特尔公司“芯片份额”时的那种喜悦,就可以想像,这东西是多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春天“386SX中央处理器芯片”的“配额价格”为95美元一片,而没有取得“配额”的联想,只能以每片195美元从黑市上买了一万片回来。
联想有个如意算盘,尽管在中央处理器上吃了亏,但仍能从整机销售中大捞一笔。不料这时AMD公司把自己的“386SX芯片”投放市场,性能更优,售价却便宜不少。AMD是个规模不大的芯片生产厂商,一直野心勃勃地跟在英特尔的后面紧追不舍。英特尔当然不能允许它赶到前边,于是跟着宣布把自己的产品降价。由此开始了两家芯片厂商的降价战。柳传志和他的员工们祈祷这批黑市来的芯片能尽快抛出手去,可是用户全都拿了“买涨不买落”的心态来对待市场的变化。就这么相持到夏天,眼看着芯片价格每天都在下滑,到7月份只卖50美元,香港联想仓库里的那批货,价格竟已跌去70%。
盛夏时节柳传志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泰国开会,财务人员紧急报告,公司账面的亏损已经达到1 700万港元,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时公司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整个香港联想的资产全加起来也就是3 000万元。几个月间就丢了大半条命。柳传志不免心里发慌,赶紧返回香港。离开曼谷之前听了朋友的建议去朝拜四面佛。导游告诉他这佛祖特别灵验,不过所有人在如愿以偿之后必须回来还愿,否则将有大难临头。柳传志本来不相信这个,可是心里着急公司的处境,有病乱投医,当场许愿“佛祖保佑公司平安”。
香港这边已是一团糟。员工们全都瞪着眼睛看经理,经理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明白,依照公司的财务状况,两月内如果不能扭转局面,那就只有关门一途。
柳传志性格中谨慎中庸的一面为很多人关注,既被人赞赏又被人嘲笑。其实此人性格深处还有铤而走险的野性,每逢绝境需要豁出命来放手一搏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踌躇不前。联想迄今为止2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时刻其实不少,所以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和杨元庆才会承认公司是“九死一生”。1991年夏秋之际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先是大声呼喊“顶住,必须顶住”,就像一个败军之将在喝令部下停止溃退。然后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每天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共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必须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不过,渡过危机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在两小时内完成。应旗头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主持裁员大局,连夜为每个将要离开的工人准备好支票。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车间,面见工人,用一种凄婉的口气宣布决定,递上支票,说明那上面有多少工资和补偿金。100名工人大都是插装配件的女工,只读过初中甚至是小学,这意味着她们离开这里以后就很难再有工作。但是没有人争辩什么,只默默地走到工位上拿走属于自己的用品,在保安人员的目送中走出厂房,一个跟着一个,让应旗感到“很受冲击,心里特别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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