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果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说：“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八七年底八八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
所谓“大船结构”，柳传志解释说，首先是指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一年后，在“大船结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柳传志又总结出了包括六方面内容的“大船文化”。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哲学体系的提出倒是简单，执行却难。柳传志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的管理模式，创造了“大船文化”成为企业的主导思想，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处于“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的奇异局面。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2.5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算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
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孟子曰：“有智不如趁势。”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柳传志一定记得，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温家宝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也一定记得，那一年，电子工业部和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了部长，计算机业改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那一年4月16日，联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参加了会议。6月23日，周光召参加了为香港联想开业剪了彩。11月8日，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倪光南等30多名中科院科学家。12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秘书长参观公司。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这企业的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了新的希望。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须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都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