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扇写着“文化遗产课程”几个字的厚重的黑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间铺着地毯的大教室，窗户很大。学生们靠坐在两张桌子旁的扶手椅里，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地坐在地上，互相帮着做学校作业。文化遗产课程的负责人麦克劳克林先生做的木头文件架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很羡慕上文化遗产课程的学生，他们用不着在课间五分钟内匆匆忙忙地记住通往学校主过道的灰色金属锁的密码。教室一角有一台冰箱和一只微波炉，旁边是一家“商店”，学生们可以在那儿买微波炉爆米花、汽水和其他小食品。一块牌子上写着：“前进，去争取文化遗产课程奖学金。”墙壁上贴满了学生做的抽象拼贴画以及告示、剪报文章等。教室中间的一只橱上堆满了机械小玩意儿，还有一块很大的竖着的木头，木头穿着背心，戴着一顶长统袜帽子，以及一副滑稽的眼镜。
麦克先生的办公桌斜放在教室左后角。我走过去，在一张有花卉图案的扶手椅边上坐下。
“你好，聪明家伙！”他招呼我。他将近六十岁年纪——棕色的头发有些部分开始变灰白变稀疏。不过我先注意到的并不是他的头发，而是他的微笑和被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的和善的双眼。他穿着泼着油漆的牛仔裤、一件短袖演出服衬衫，因为他正在后房间做戏剧俱乐部的用品。他的双手很粗糙，指甲里粘着星星点点的油漆。我很惊讶，因为其他时候在学校过道里看到他时，他总是穿着一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戴着领带，下身穿一条长裤。
麦克先生解释了这个课程。文化遗产课程项目是学校中一个更小的学校——一个学生能得到更多个性化关注的地方。那儿是个“家室”，是学生们真正的家。他们的一天从文化遗产教室开始，所有的学习教室都在那儿。任何学生，即使不是这个家室的一分子，也可以在文化遗产教室呆着玩。这些学生被称作“文化遗产老鼠”，经常在这里吃午饭，放学后在这里玩耍。很多“边缘”学生在这里比在主校感觉更自在。
文化遗产课程的座右铭是：真理和信任。这个课程座右铭的意思是，麦克先生认为学生们应该有犯错误的空间，也应该有从错误中学习的空间。学生们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在学校计划和课程中有发言权。麦克先生信任他的学生是冒着风险的，不过他相信风险通常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文化遗产课程不同于很多其他课程，它不仅仅是为有天赋的学生开设的。有不同能力的学生都可以在那里互相认识互相学习。它吸纳尖子生，也接受落后学生以及其他有情感、家庭或者医学问题等的学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一门给予他们更多灵活性和更大支持的课程中获益。
文化遗产课程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一个教养环境，在那里学生们有一个朋友兼顾问提倡者麦克先生。麦克先生并非独自一人工作。他和其他教师以及教练们保持着关系。要是其他教师很和蔼可亲，他喜欢跟他们一起工作，来帮助学生。
文化遗产课程的另一个功用是允许学生作出有创造性的安排和计划。一名典型的文化遗产课程学生可能会少上高中里的几门课，但在哈佛延伸学校和昆西学院多上几门课。很多学生在上学日里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到社区学手艺。
有个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和哈佛夏日学校上课。在一学年里，每天下午她都在波士顿的一个癌症实验室里跟麦克先生的弟弟一起工作。她是名非常努力的学生，在低年级学年末就毕业了，然后去康奈尔大学上医学院预科。
麦克先生还跟我讲了丽莎的事。她是名快班上的尖子生，曾经读书非常糟糕。她喜欢戏剧俱乐部，想获得更多的表演经验。麦克先生帮助她设计了一个计划，减少在学校的时间，下午到约翰·亚当斯故居去表演。在那里她扮演阿比盖尔·亚当斯一角。晚上，她去上学院课程。丽莎继续去上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表演专业，并通过这个课程在伦敦呆了一年。
麦克先生把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学生之一描绘成一个噩梦。她很愤激，不合作，酗酒。在从几个戒酒所回来后，她似乎不可能会在学校里读好书。麦克先生设计了一个把高中课程和大学课程结合在一起的计划，可以让她毕业。她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作出了回应——她每天中午去参加戒酒谈心会，并成功地毕了业。
麦克先生问我是否可以带点东西来以便帮助他更多地了解我。我有一本“日记本”——那是一叠理得整整齐齐的纸，装在一只粉红色学校文件夹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麦克先生打开日记读起来：
我会消失在一阵喷烟中，人们惟一注意到的东西便是那一喷！
我的脑子里有那么多的思绪在飞，我只能抓住一个而又丢了另一个，就像那些乒乓球互相弹来弹去……那叫什么来着，随机运动。就是那样。我感到我要迸裂了……因此我就像乒乓球一样经常一下子朝不同方向移动啊，飞啊……
一匹马疯狂地奔过我的胃，
要是我想安详平静地坐着，它不会让我这样做。
1991年12月12日
几天后，麦克先生看到我在吃午饭，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我对读到的东西很惊奇。”他对我说，边把日记还给我。“我的意思是，嗖！你脑子里一直是一小时跑一百万里路，对不对？”
“我想是。”我说。
“你需要慢下来。”他告诉我。但是我不想。我担心在班里的名次。
他跟我说我可以参加文化遗产课程。
我对分数非常在意，我甚至在前一年的新年打算里给自己打分。“叫人时更有自信”和“尽可能帮助玛丽的功课”我得了优，“早点寄圣诞贺卡”得优（虽然“寄今年剩下的贺卡”我得了不及格）。
在“保护皮肤”、“经常读一本书”、“每件事都有计划（学期、月、周、日）”以及“参加学生会议（星期二上午）”等上我得了良。在“每天到学校去（除非病入膏肓）”上勉强得了良。
“每周跑步六次（每天至少跑六英里）”我得了中。
新年打算第十一条，“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被再分成“1.少闲扯（说些好事情而不说坏事情）”得了良，“2.对妈妈少大喊大叫”得了中，以及“3.改进跟朋友们的关系”得了中。
不幸的是有几条我打了不及格，分数分别是：
“练习拉小提琴（也许上小提琴课）”差；
“第三和第四学期”都得优＋和“每周至少打扫一次房间”不及格。
麦克先生帮助我把我的教育作为个人历程看待。他对我说：“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一定要做才能过关的，那就努力去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到了十年级，我上文化遗产课程的第一年，在麦克先生和上该课程的其他学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两门课：世界文化和化学。由于不再上每天第一二两节的化学课，我上午可以九点或者十点才到学校。我能够起得更晚点，而且休息得好有助于我的其他课程。文化遗产课程很独特，学生们可以在他们的第一节课上课前来学校，不论第一节课什么时候开始，而用不着像其他学校那样必须在8：00到校。
我把头发染成绿松石色，穿了鼻洞，身着奇装异服，教师们把这些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迹象：危险！危险！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学生——她染着那种污浊的绿头发，她在沉沦！在麦克先生眼里，我并不仅是个有才智的学生，一台读书机器。他看到我的眼睛充满倦意，布满血丝。他懂得我正在试图向人们表达我是个有性格的个体——想要弄清楚什么。“我喜欢。”他会说，“喜欢孩子们染头发的样子——染成红的，蓝的。对我那意味着他们这里有东西在起来，”——他会指着他的头——“他们在表达自己。”麦克先生觉得，表达某人自己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
麦克先生告诉我的道理跟其他老师要说的不一样。要是我不上最难的课程，不去想方设法得优，他们就让我感到我做了什么错事。麦克先生是我上过的公立学校里第一个对我说，我所梦想的、让我快乐的、我自己的问题和梦想是最要紧甚至比得优还重要的成年人。
昆西高中主校的很多教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完全有能力上全部课程。他们不明白为何一名教师要鼓励我放弃几门课。也有教师理解麦克先生的课程的意图，他们会听他讲跟他聊那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教师对麦克先生的方法大皱其眉。我可以打破所有的规则，放弃课程，很晚来上学，这不公平。他们没能看到的是，学生从确立自己的规则、设计自己的教育中得益匪浅。学生们能够摆脱学校一天七节课的紧箍咒对他们大有裨益。
麦克先生的主意来自一个不同的理解之地。
麦克先生办公桌上的一块镇纸表明了他对这种现状的态度——他把这种现状称做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是一串鹅卵石，上面画着微笑的脸。镇纸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祝你一天过得好”——麦克先生惯常把它说成是一句表示轻视的话。
“他们(高中教师和管理方)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习惯于一天七节课的常规。祝你一天过得好。”
“数学教研室主任进来，手里挥舞着考卷说你们的数学成绩烂透了。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不过祝你一天过得好。”他有时候给上学迟到的学生签发文化遗产课通行牌。要是某个学生出现了小的或大的危机，不论是个人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他会给学生时间平静下来，让学生在文化遗产教室的没人的“内地”里的沙发上歇息。他觉得，理清危机比坚持要这名学生准时上每一节课更重要。
一个春季，麦克先生和几名学生在哈佛延伸学校上一门叫做北欧的英雄主义传统的课。他们每周去上课，可学习材料极为深奥。课上，前面有一排提问的学生，他们看起来像原来的北欧海盗的后代，这些没有用处。祝你一天过得好。
“他们不知道什么促使你去摔跤。我跟他们说祝你一天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