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干什么事都必须事先要有风险意识，防风险的措施之一是：不在一个点上打井。
定下了要在淡水干实业，我就实施进一步的方针，那就是：多渠道引水，不在一个点上打井，以便能够以丰补欠。
这番话有点玄乎了，是不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尽自己能力和条件的可能，适当多搞几个项目。争取每个项目都能够做到小有盈余（从这一点看还是很实际，很可行的），万一其中的某一两个项目遇到“天灾人祸”，也不至于搞得自己全军覆灭。
我那时候选定的项目一共是8个。
最大的项目是当时很热的房地产，这说明我还是不放弃赶热潮，因为我觉得淡水要成为新兴的城市，房屋建筑是不可少的。我以集团公司的名字命名的一系列建筑迅速投入修建，川惠综合大楼、川惠住宅楼很快竣工，之后川惠工业区、川惠市场综合大楼、川惠大厦等特大型建筑也投入了兴建。
其次是保留和发展了以砖厂为基础的建筑材料公司。
还有建筑工程公司、汽车摩托车修配厂和门市部、旅馆，甚至还组建了高科技开发公司等等。
假如您是一个细心人，您会发现，我上马的项目虽然多，但丝毫不杂乱，几乎每一个项目之间都有联系，比如，房地产同建筑材料、建筑工程公司是通的，建筑工程公司必然少不了要修配汽车，而修配汽车也就可以顺便修配摩托，搞修配必然少不了购买零件及有关材料……总之，看起来有些大，实际上都是顺带的事。对不对？
另外，我自己的修建工程大，需要的材料多，损耗的东西也多，与其让别人来做我的生意，不如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意做了，同时，由于规模大，由于自己的工程也在使用那些原材料，自然就容易赢得旁人的信任，也就有可能顺便把别人的生意也做了。
我说不清楚这种集团式的实业究竟有多大的好处，我只告诉您我当时的情况。1994年，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萎缩，淡水及淡水附近绝大多数楼房都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被迫停建。如果坐车到那些地方去转一转，就会看到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正在“休息”的建筑工地。
而我却与他们不一样，我的39层的川惠大厦依然在顺利地施工。您会感觉到那个工地上没有被影响的热潮。
是自己实力雄厚的原因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但实力来自什么地方呢？
就是其他项目盈余的利润。是其他实业保证了这项实业，而不是像有的人想像的那种办法，去拉个什么关系找银行贷款。
不在一个点上打井的另一个含义是走出现有的地盘。这个地方亏欠，可以靠其他地方的盈利来弥补。
天底下的地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哪怕是同一个行业，在这里不景气，在那里却热火朝天。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电脑，在南方的省份就比在西北的几个省好销得多。黑白电视机在农村大受欢迎，而在城市买彩电还要选大尺寸的。
我悟到了这一点，就设法使自己的实业走出了淡水。确切地说，就是以淡水为基地，往外发展了新的网点。
我的家乡广安，过去仅仅是个县，后来成立了广安地区。新成立的广安地区行署设施很不完善，比如说行署招待所就还没有。而要新修一所行署招待所不是一件小事，修小了影响一个地区的形象，修大了必须考虑投资包括今后的管理，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
当时就有广安行署的人谈到了准备对外招标，修建一座星级宾馆。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就去投标，提出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修建一座三星级宾馆。这个项目得到了广安地区行署的认可。宾馆正在修建中，就已经有不少人来要求承包今后的经营了。那些人都看中了广安地区没有行署招待所，而这个宾馆位置又正在行署大门口。广安，注定会有人去，那么，这座宾馆就不会没有生意。
我同家里的人开玩笑，我说我们不管在淡水的所有实业情况如何，单是一座广安的“川惠宾馆”就足以让我们全家发财。
在重庆我也投资了一个支公司。
重庆是个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那儿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口岸，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我认定重庆是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也在那里办了一个支公司，公司的投资规模也是3000万。
当然，作为经济秘密，我不能把什么都公开完，但至少您可以了解到我起码拥有3个规模不小的实业，每个实业公司的注册资金都是几千万。但我需要您注意到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希望您明确我的这3个实业公司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是分布在3个地方。从地理位置看，这3个地方都相距有不小的距离。
所谓经验，所谓决策的奥秘，或者其他的说法都行，总之，需要看重的东西就在这里。
无论从实际出发，还是从理论上看，一个地方的空间和容量始终是有限的，一个地方的潜力和经济增长的幅度也是有限的，您把具有一定规模的实业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等于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框架，限制了自己。或者说严重一点，就是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自己约束了自己，很不利于往更大更高的规模发展。
还有一个说来难听，但事实上又不得不考虑到的问题是，您把人力物力财力都堆在一个地方，万一这个地方出现意外灾祸，您岂不是就彻底破产，连个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条件都没有了。
我在由重庆去成都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厂长，他是一个中型国营企业的厂长，他管辖的工厂就在长江边上。他在与我聊天的时候谈到，他是去请求救济和去省人民保险公司要求给予优厚赔偿的，原因是他管辖的工厂连续4年遭受水灾，不仅无力恢复生产，连起码的生活都没法维持了。地方上连续几次救济，也不大可能再有多少钱给他，只好劳他远行去求上级。
当时我就很想不通，连续淹了几次，为什么不把工厂挪动一下？如果经济力量不行，至少可以挪动一部分嘛。
那个厂长告诉我，哪怕挪动一部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反过来告诉他，你几次受灾，损失的数字难道就小了吗？说不定那个数字更大。
同时，他为了在省里能够得到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照，专门带了好几个有“关系”的人一道去，我没有看清楚他们那一行是五六个人还是七八个人，但我清楚，他这一笔旅差费加上在省城的各种支出，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说不定就够他那个工厂一个月的开销。
并且，跑一次还不一定就能成功，多来回几次，恐怕就能够搬移几分之一个车间了。
灾难和挫折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找不到预防和拯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