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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动乱再起






  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

  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
  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
  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
  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
  “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
  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
  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
  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
  “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
  “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阳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
  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
  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
  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场,向始皇规劝道:
  “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
  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扶苏的个性很像年轻时代的秦王政,心胸则更开朗些,因此颇得本土派领袖之喜爱,秦始皇对他也相当信任。由于此事件,又失去惟一可以相信的儿子,使秦始皇更陷入严重的孤独和挫折中,两年不到,便猝死于东巡的半途中了。
   
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

  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
  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
  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
  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阳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阳(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阴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阳,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
  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
  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
  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
  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
  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
  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
  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
  早年得始皇破格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本身既以法家自持,自然不愿违反始皇遗命。但聪明的赵高以利害游说之,他指出,如果扶苏掌权,蒙恬和本土派领袖必受重用,他们都强烈反对李斯的中央集权政策,到时候,李斯不但权位尽失,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招正好击中李斯一向好疑又缺乏安全感的个性,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答应和赵高合作。
   
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

  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
  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
  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
  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
   
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

  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
  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有一度还沦落到为他人雇作临时的耕种工人。
  据说有一天,陈胜心血来潮,在田埂上发呆甚久,慨然对周围的雇工同伴表示:
  “他日如果能得志,切勿相忘。”
  旁边的雇工不禁取笑道:
  “我们这种替人打工的,吃饭都有问题,哪还敢奢想富贵呢?”
  陈胜却摇头表示:
  “哼!像燕雀这种小鸟,哪里能体会鸿鹄飞翔万里的雄心壮志呢?”
  不久,陈胜找到了从军的机会,当时局势已不稳定,或许军中较有发展机会。可是二世执政以来,军队大多配属去作监督流放罪犯的工作,陈胜也被编入这样的戍卫小组。由于陈胜组织力强,工作分派敏捷有序,成效颇佳,很快被提拔为守备部队的小队长。
  这段期间,他结识一位非常重要的伙伴,即同为颖川郡人的吴广。吴广为人豪爽,善待部属,在部队中声望颇高,陈胜极欣赏吴广的个性,吴广也很钦佩陈胜的能力,两人乃结为莫逆之交。
  这次他们同时奉命押解一群工役,将粮食送到安徽蕲县附近的工地。但当他们到达江苏大泽乡时,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全为洪水淹没,车人皆动弹不得,被困住了好几天。如果他们无法依限期到达目的地,以秦国刑法可能被判处死刑。
  陈胜眼看已不可能如期赶到,便和吴广密谋商量:
  “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揭竿而起,干个痛快吧!”
  两人虽决定就地起义,问题是该如何说服跟随着的这批兵士和罪犯呢?
  陈胜向吴广表示:
  “天下由于秦王朝的苛政已受了不少苦楚,我听说二世皇帝原为始皇幼子,根本不应当上皇帝,应当继承的人是长公子扶苏。扶苏由于进谏,和始皇意见不和,被派到边疆为监军。据传扶苏本无罪,是二世为了夺权阴谋杀害他的,很多百姓都风闻扶苏贤明,希望由他继大统,但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他并没有死,潜藏起来等待机会而已。另外,楚将项燕曾数败秦军,十分爱护部属,因此军团溃败后楚人都怜惜之,也有人认为他没有死,而且转入地下活动,随时准备抗秦。如果我们假借他们的名分起义,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吴广同意陈胜的看法,但他们只是小队长,还有一个总领队的秦国官吏在,如果杀害他,由陈胜来领导,又如何让部属和流犯能相信他们呢?
  吴广建议先在鱼腹中塞入用丹书帛写的“陈胜王”三个字,再教士卒们去买鱼烹食。果然在剥开鱼腹时发现此丹书帛,士卒们都以为是天意,私下传开,认为陈胜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
  吴广又派人晚上跑到土地公庙,藏在草丛中,看到有人来便假装狐狸的叫声,并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皆感惊讶,对陈胜不得不另眼看待。
  但这时候的陈胜反而假装一无所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
  在台面上演出的大多是吴广,建立士卒对陈胜的信心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除掉总领队的秦国将尉了。
  吴广故意用酒灌醉将尉,并在他面前挑衅,表示将带部属逃亡,还故意口出恶言侮辱。将尉一气之下,在众人面前表示要鞭打吴广;吴广反夺其鞭,将尉拔剑而起,吴广夺其剑,并当场刺杀之。将尉的两位助手大惊,欲逮捕吴广,陈胜随即奋起,格杀了两位助手。
  由于一切都在大庭广众前发生,看不出有何阴谋,加上吴广人缘好,大家都同情他,因此都以为这是将尉不对所造成的临时性悲剧。
   
揭竿起义,天下风起云涌

  大祸既已酿成,陈胜当众宣布:
  “诸位,我们因为碰到大雨,已不能如期赶到工地,依秦法将被斩杀。即使不被斩杀,据说做苦工而死者,十有六七,如今又发生这件意外惨剧,看情形必连坐而非死不可。白白赔上一命,实在不值得,壮士不死则已,要死也要轰轰烈烈的,王侯将相本无种,大家跟着我起义举大事如何!?”
  吴广早在部属中安排几位自己人,立刻大声附和,由于刚刚才发生命案,群众情绪激奋,也因而跟着起哄,集体叛变之协议很快便达成了。
  这时,陈胜才提出他已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不久,便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俨然已恢复统一前的情势。其中影响日后局势最大的,是在沛县起义的刘邦集团,以及在会稽郡起义的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项羽集团。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这些叛乱中,声势最大的便是楚地。楚国原属分权国家,各地的武装力量相当独立,因此当年项燕的联合部队被王翦击溃时,靠近东方江南地区的楚国部落几乎仍完全保持住他们的兵力,只是那时候的秦军实在太强了,使楚国各部落不敢随便反抗。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楚国东方一直便是最不稳定的地区,甚至在秦皇室最强大的时候,该地区的民间已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表示即使剩下最后东方的三族部落,最能够攻灭秦国的仍然是楚国。
  陈胜便是利用这种气氛起义的,他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占了大泽乡,再攻蕲县,继而北上攻略陈城。这时候已汇聚有兵车六百乘,千余骑兵及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城的父老向陈胜建议道:
  “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最好是能有一个积极政治目标。我们既在楚地起义,何不以恢复楚国社稷为号召,并且立为王。”
  陈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以自己不是楚人,不宜直接称为楚王,乃号作张楚王,意即欲张大楚国也。
  但陈胜集团和楚国关系不深,很难得到各地楚部落之支持。因此便将大军向北移动并进入齐地(今山东省),并杀害了不少地区郡丞,统合了齐地的各组叛军和粮草后,便打算西向攻击咸阳。
  当陈胜将力量往北移动时,楚国有两股力量,在短短期间内便也颇具实力了。
  一股比陈胜更具破坏力及威胁性的力量,是有位自称为楚国东方部落领袖,也是当年楚国联合部队总司令项燕的儿子——名字叫作项梁的人。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江苏的吴郡,并且击杀了会稽太守,楚地东方一带的部落领袖几乎全部响应,声势之大为全国之冠。
  另一股力量虽不甚起眼,但日后却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便是在江苏沛县举兵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原本是沛县负责募集骊山陵劳工的管理员,但在押解劳工赴骊山途中,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刘邦干脆全员解散,并领导数十名亲信亡命于江泽中。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便在友人萧何、曹参等协助下,占领沛县为根据地,正式加入叛军行列。
  一年不到,整个中国又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局面了。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
  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
  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
  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
  《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
  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
  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
  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
  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
  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
  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
  《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
  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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