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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弗朗索斯？人在夜里突然醒来，清算自己，总结自己的生活，干过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就在我昨天给您谈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我发现转眼之间我的血肉之躯变得这样脆弱，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失灵的小零件，因失灵而负有责任。我竭力想要道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弗朗索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您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您自己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呢？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与我背道而驰。莎拉走了。诺拉走了。她们在屋角的柱子上涂满了悲惨的图画，那上面有我所失去的一切。那上面有失而复得的父亲，不愿再同我说话的母亲，就连我的那辆老掉牙的心爱的自行车也在慕尼黑被人偷走了，那是诺拉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周末，空荡荡的，让人销蚀的周末，我试着勾画一种反向模式。我积极地从正面去思考，大声列数着：我有一张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沙发、一个橱子、一台超现代的个人通讯机、一套房间、一份工作、二百个电视频道，还有全世界的网上笔友。我会连一年四季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也许不会很快就死，但总有一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去。从星期六下午到现在，已经快喝完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了。我走到厨房的架子边——这是一个单层的厨房用架子，它在我的所有物的清单上名列第九——我想把瓶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酒倒进杯子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就像透过玻璃那样清晰透明，这是万恶之源，这该死的酒精。也许我已经酗酒成性，感谢上帝，我还知道什么叫酗酒成性。把瓶子里剩下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当浓烈的酒味冲进我的鼻孔时，我又懊恼起来。酗酒决不是一种原因，但它永远是一种征兆。也许我是病了。喂，你这个病恹恹的穷小子，你妈妈在哪儿？
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嗜酒如命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在堕落中了结了？有一份工作，有一套房子，这种事儿看起来离得很远了。可是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慕尼黑碰到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他那时正悬在空中，无处立足。
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毛巾裹在身上，离开了房间。我急火火地下楼到了市场，买了一件浴衣，是肉色的那种，穿上它我看起来就像赤条条一样。然后我坐车到了西1区，进了一家波浪保健浴室。在水的冲击下，我一下子清醒了，眨眼之间我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把水调得像冰一样冷，我忽然想唱歌。冷水起了点什么作用，让我想唱歌。它也在欺骗着我的身子，对它撒谎，使它觉得轻飘飘的，清爽快活，反正随便什么都行。随后我又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去了一家大盆浴室，与四个年龄比我大、大腹便便的男人一起洗芬兰浴。一直到晚上，那几个男人都在费心琢磨，我年轻力壮身体怎么就苍白得没了血色呢。我权衡了半天，又去一个阳光银行淋日光浴。可我只是躺在有金色条纹的铺着软垫的卧榻上，注视着那些美丽的躯体，当然主要是异性的躯体。自从莎拉那天夜里到我那里去过之后，我就是这样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胆小怕事、闷闷不乐。
我本来可以得到她的，永远地得到她，可我是那种胆小、羞怯得连个谢字也说不出来的人。我想从此以后学会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处事、去思考。我期待着结束我那孩子般的自怨自艾的性格。
我练习着评价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女人们，有半个小时之久我一直想弄明白，我会喜欢让什么样的浴室女郎陪伴我。我很快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美人，颀长的身材，又年轻，我都喜欢。还有另外三个也不错，也算友好。在小酒店里的男人们中间，人们会这么说，假如真有这种事儿，人们也不会鄙视她们。还有一个，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很完美的，是个白色的精灵，可她有她的特别之处。她属于那种特别叫人关注的类型，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看。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她们触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些陌生的女人，就像某种在风中燃烧的草地上跳跃的东西。等我醒悟过来，我放弃了这种要把它弄清楚的努力。
这时候，这个女人注视着我，离得很远，让我掠过她的眼睫毛的两次眨动之间的永恒。一股飒然而至的劲风，一场风暴。
她正和一个女友在一起，走过来打了个招呼。我游了两个来回，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哪能不累呢？她又看了我一眼。我穿上裤子，要是我再在一面镜子里照一照，我的体形也许离美少年阿多尼斯还差一截，不过那需要一面大镜子。然后我出了游泳池，她却走了，看不见了。我又一次受了欺骗，沐浴室、更衣室、前厅，都找不到她。
坐着电子包车回家。在市场里，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一眨眼的工夫。在商店里的架子上，放着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我又走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天不喝了，星期天的下午一定要抗过去。
这可能是在冷水的冲击下第一次改变了的生活，要在没有酒精的状态下度过一个晚上，这使我坐立不安，甚至驱赶着我在夜里出去散步。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下，商店还一直开着门，我会设法第二次从它门口经过。
总算熬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又该再一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了。
我专心致志，想追根究底地搞清楚这儿出了什么毛病，现在，根据布莱因提供给我的信息，我开始慢慢地有了眉目。我偶尔有什么事想问问他，可一下又想到他的警告，在数据中心的大墙里最好保持沉默。
我有眉目了：那些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有关个人的零碎信息，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细枝末节，相反，这个程序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都处理掉，目的是为了能处理更小的数据量。这种信息的作用只是在所谓的标尺上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动。有一种惯用的说法，如果用这根标尺来衡量，一个人是有攻击性的，那么，如果有人通报说，他卷入了一场打斗，那么，他的标值在标尺上就会向高处移动。
我有一个问题，弗朗索斯，您知不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在工作？有没有人跟您说过，到底用我们的信息来干什么？
您看，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喽 ，差不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我承认，数据中心当时规定我们要保守秘密，但这种规定对您不起作用，弗朗索斯。我还得想办法向您说明，它到底是在怎样工作。说不定您看见了两个程序之间的这个恶魔，就像我从前见过的那样。
呃，我已经说过，向数据中心申报那些数据不仅是为了在账面上注销金额，而且还是把它们作为形形色色的个性尺度汇入那里的。例如，理论上通报殴斗的情况。但是，它诡计多端，通常情况下它根本不让有关殴斗的通报进入计算机，而进入计算机的是那些关于采购，或是上某个小酒店或酒吧的通报。这样，计算机就不知道某个人什么时候买了一根棒球棒，他是用它来煽动一场殴斗呢，还是，比方说，用它来种西红柿。这样，它当然就暂时不知道哪些人出入哪家酒吧了。
事情在运行中必定会有某种变动。有一天中午，我找到一次机会同布莱因一起绕着我们的数据湖漫步，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我们把坐落在数据中心大楼群中心的有七个鸳鸯的小水坑叫做数据湖。
布莱因说：“你为自己买了一把刀子，这样你就在最低限度上被归入买刀者的一类，因为你总归是买了一样东西，就像你被归入时髦手绢使用者一类或是经常性的七级片观看者一类那样。假如有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抓住了一名凶手，那么，这个人就在某个限度上被归入了某个类型的一组。但是，因为有了这起谋杀，依据复杂的统计计算方法，这一类里的人卷入这起谋杀的概率就稍稍升高一点，这种计算方法考虑到了这一类人的度、这一类人的绝对数量、它与总体情况相比较的局部情况等等。可是，作为买刀者，你就有了一个诸如此类的轮廓，比方说，你成了一个潜在的凶手。不过你仅仅属于千分比下的一丁点儿罢了。但是，由于全部数据的数量巨大，你的轮廓就变得突出了。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会有更多别的人同他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能更精确地了解这个单个的人。而且，我们了解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政治家们所需要的，因为通过对每一个个人施加影响，就能对整个人群进行驾驭。每一个个人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可以掌握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的轮廓是如此鲜明，那么，你的一举一动，比方说你在购物时的行为，就会反作用于你的标度，使得与你同样轮廓的人的标度也同时移动。每一条信息都对另外一条信息产生作用，人们把这叫做计算机统计数据的连带顾及，或者用英语来说，就是计算机统计信息的多重理解，简称叫ＭＵＳＩＣ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像其它所有复杂的控制系统一样，倾向于出现反馈现象，总是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因此，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崩溃。对于这种崩溃，我们这个工作小组要尽可能早地进行辨别并且把它们截获。
“第二，它总是在个性轮廓之间进行标度，这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解释的。比方说吧，它向我们提示，某一个人员组将引人注目，可它不能向我们明确地说明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它仅仅识别出一组人，他们突然之间从正常概率上向高处或低处快速地移动。我们立刻就跟踪这一变动并确定，这个有突出倾向的一组成员大部分住在哪个城区，并且通过他们高技术产品消费量的增长使他们突出出来。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使用一种新的宽带电缆可以让新一代个人通讯机在这一领域里投入使用。或者我们偶然发现一组人，他们日益频繁地在晚间外出，购买时装时出手阔绰，而且这一组人都出现在某个年龄段。再有，我们完全偶然地与交谊舞学校里的某个成员不期而遇，这个人只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是碰到某个人而去学交谊舞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清晰明了的，大部分是我们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把这一组别通过精细的观察通报给一个特别的程序，然后等待着它的进展。常常这个幽灵不知什么时候就溜走了，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有时候只是在程序上的反馈效应，这些被驱逐的组别可以说是被这个程序幻想出来的。
“ＭＵＳＩＣ是魔鬼的一件工具，”布莱因结束演讲的时候说，“名字听起来很棒，可其它的东西平平常常。编制这个程序的人允诺我们，可以接收汹涌而来的大量数据，可有时候情况正相反，这个程序似乎正在慢慢地变得发疯。”
“这意味着……”我们一起走进一条玻璃隧道，在传送带上穿过巨大的原始植物林，朝着我们工作地点驶去，这时我问。
“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活干了！”布莱因咧嘴笑着说。
接下来，又是那种惯有的沉默。我懂得了许多东西，可还不那么肯定我是不是真的都理解了。洛说过，政治家们已不再细心地观察事物，而是弄一台计算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洛的告诫和布莱因的关于ＭＵＳＩＣ程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喧嚣的长篇演说，让我有了一种印象，我并不是惟一对整个系统一知半解的人。我后来慢慢地、很不情愿地终于弄清楚了，也是心惊胆战地懂得了，显然再也没有人悉心地观察事物，我们就像洛那时候所说的那样，骑在一只巨鸟身上，它正全自动地向着不知什么地方盲飞。
回到家里，又是那种空荡荡的失落感，我曾试着同诺拉通话，可我找不到她，也许她已经回到了丁勒海湾的家乡。
三天撑过去了，我没有喝酒，可接下来，我在购物时又捎回来一瓶波尔图。“每晚一杯”，我用毡头笔在酒瓶上写上这几个字。我心里翻腾个不停，我在深渊边上滑倒，浑身奇痒难忍，仿佛我必须喝酒，而不论想喝还是不想喝。
这是暂时的，我对自己说。现在不睡懒觉，把清洁工作交代出去，在家里松弛一下。偶尔我也去一次冲浪浴室，期待着那个女人的再次出现。时间在消逝。只不过是有点心理流感，灵魂有点伤风而已。既然这么严重，我就一连几个小时在环球网上冲浪，这儿，那儿，到处搜寻着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像火车晚点以后，人们逛逛车站的书店，翻翻杂志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我偶然碰到了加利福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心理咨询所，它通过可视电话对心理问题提供交谈式治疗，可是费用太昂贵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巨无霸玩笑，可那种自称能治好心理疾病的描述却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屏幕孤独症”和“心灵遁世症”的治疗。
心灵遁世症，要是我十五岁时就知道这个概念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个除夕夜里非从家里出走不可了，我就可以跟母亲说，她得了什么病，那样的话就可以对症治疗。而对我自己，大夫先生，屏幕孤独症正在日益加重。
我搜索着沃维森的号码，想看看在我们这座样板城市里，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心理服务。在心理治疗、交谈、心理帮助这些检索词条下，有一页页的目录，我在做第一次检索时，心里想，真滑稽，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屏幕很快就关闭了。在第二次检索时，我已经喝下去三杯波尔图葡萄酒，我更大胆了，用鼠标点了一下，我开始选择一个号码，是“沃维森城市问题咨询”，我没有打开可视通话。
一个年长者的声音说：“您好。我是威廉·桑德尔，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该说说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简明扼要，又要在一个句子里说明我的情况的严重性。
“我睡不着，”我终于说，“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死。”
“亲爱的朋友，”那个声音说，“在我们综合考虑怎样帮助您之前，先要了解两样东西，一是比方说，每个寻求帮助的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名字。” “噢，那是当然，对不起。”我勇敢地说，“我叫图波尔·博特。”
“接下来，博特先生，我们不仅要听到您的声音，我们还要见到您。规则规定，在每次交谈之前至少要有三分钟的可视联系。我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费用不算贵。”
我回头看看，在摄像机视场里的那些乱糟糟的场面是不是该清理一下，然后我把那瓶波尔图葡萄酒从视场里挪开，打开了可视通道。
屏幕上出现了一位银白色头发的先生的那张乐于助人的圆脸。在屏幕下方打出了一行字：
“威廉·桑德尔博士，专业治疗医生。”
“啊，这样是不是更好，更友爱一些，您认为呢？”这个男人说。
我尝试着坐得端端正正，不让他觉察出我已经把很多酒精喝到肚子里去了。
“那么，再说一声晚上好，博特先生。或者说早晨好更好，现在很快就要到早晨四点钟了，现在已经有人去上班了！您有工作吗，博特先生？”
我点点头，在他看来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突然想，他的神态说明他还有别的更严重的病人，你窃取了这个男人的时间，在别的地方还有别的人更需要帮助。
“现在，”他用一种有点儿不耐烦的口吻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难处是什么？”
我有点支支吾吾地讲到了慕尼黑，接着，我突然讲到了诺拉，讲到了和她的分手。实际上我只是想要检验一下，这种问题咨询白天黑夜地究竟在干些什么。可是忽然，所有的一切都滔滔不绝地从我的嘴里倒出来，我年复一年地被蒙蔽的生活、我的母亲、我的生父、还有工作……专业治疗师桑德尔紧盯着我，一边点着头，在键盘上敲打着，做着简要的记录。他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有点让我恼火，可后来我就习惯了。我的嗓子都发干了，我喝了一口酒，然后又接着讲。
“对不起，请简短一点。”他打断了我，“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刚才喝了什么？”
“波尔图葡萄酒！”我惊异地回答，不过我没有说，您问这个干什么。他把我的话记了下来，然后又让我继续说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讲到了我的生活，不过大部分都是有关在慕尼黑的生活的，在沃维森的只提了一两句，在这儿有什么可说的？我对莎拉一个字也没提起。
“我们能做做什么试验吗？”他问。
我点点头。
“您试一下，找到一个概念，把您的感觉尽量简短地表达出来。”
我不能想得时间太长。“心灵遁世症和屏幕孤独症。”我说。
稍停了片刻，他又问：“您想知道我对您的话是怎么想的吗？”
“当然想！”
“时髦用语！只不过是两个时髦用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它们听起来与自己这么相符，所以有些人就喜欢把它们与自己对号入座。您真的相信您的屏幕能让您变得孤独吗？您真的相信，您能把您的心灵与世界分离开吗？即使您想这样做，您也做不到！您不是自我封闭的人，您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在它的边缘。您在这里应用着您的心灵，而不能把它撇在一边。我所说的您愿意听吗？”
我又点点头。他为什么一问再问呢？要是我不愿意听他说，我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好吧，伙计，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您很孤独，不过是孤独而已。自从离开慕尼黑，您就没有了妻子。在这里也没有女友，也不善交际，住房、环境、工作对您都是陌生的。让您睡不着觉的，只不过是最平常的身心疲惫，因为您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都使您疲劳。您愿意听听我的劝告吗？”
我又点点头。
他开始提出建议，也就是问题咨询，先是一番简短的开场白，目的是说明原因，然后是他的建议，我应当在小酒馆坐坐，在那里等待着女人的出现——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去冲浪浴室——为了获得新的激情而开放自己，做些能使我高兴的事儿……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其实我只是为了把他引开，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用他那套不受约束的反孤独程序把我弄得神志不清了。
“请说吧。”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家庭，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我上那儿去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上是没完没了的儿童玩具广告，可是我在这儿看电视的时候，却是别的广告。”
“那么，问题呢？”他问。
“是啊，我是说……那是我的幻觉呢，还是别的什么？对每一个人播出不同的广告，这是做不到的，难道我不在自己的程序里吗？”
他大惑不解地摇摇头，“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博特先生？这是很实用的，您为什么要去收看您不需要的一件产品的广告呢？”
“可是在慕尼黑……”
“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您现在不在慕尼黑了。原来就是这个问题，您不能把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忘掉，而坚持要已经不能再得到的东西，对那些新的、美丽的、当前的东西你却不能敞开胸怀——您懂了吗？”
“啊哈，原来是这么个问题。”我神经质地说，“听起来倒是不坏，对吗？大概还有救吧？”
“您有点儿玩世不恭，博特先生。这毫无用处，至少对您是这样。让我们把这事儿就谈到这儿吧。我所见到的都已经跟您说了。走出去，给自己找一个女伴儿，在沃维森有成千上万的单身女人，她们渴望着有像您这样的小伙子。我给您一份建议清单，把您的内心表述出来，经常到外面走走看看，您会找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当您真的有了什么问题，不只是儿童玩具广告这样的问题，那您就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吗？”
“好的，”我说着，举起了我的杯子，“非常感谢，博士先生，生活愉快。”
“再见，博特先生。”他说，然后在他的手册上按了一个键，跟我告别。
“谢谢。”
两个粗大的字出现在我的屏幕上，然后屏幕通报收到了长达二十二页的数据，题目为：起来同孤独作斗争。
我在屏幕上浏览了目录，有一段写着：您有酒精问题吗？我又灌下一杯波尔图，把这一段通读了一遍，很有教益。
另外一个段落是有关找一个伴侣的。“共同的孤独就不再是孤独”，这是标题。我对此可不敢苟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打印出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可以带着。除此之外，是一份沃维森的单身酒吧的名单。
我从没去过一家单身酒吧，说心里话，也没有很大的欲望上那儿去。可那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今天晚上到底要不要上一家单身酒吧去，碰上一个女人，跟她单独待在一起。
我决不是一个能在内心激烈斗争的人，我想，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就让它怎样。下了班，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换了衣服，乘上电子包车到了市中心。我写在纸条上的那家酒吧的名字叫西格特·佩帕斯孤独之心俱乐部。它肯定是在市中心旧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到处打听，奇怪的是，居然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条街的名字也挺奇怪，后来我才想起来，这里早就没有人住了。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那家酒吧，其实它是一个小地下室的走廊，红色的霓虹灯组成的酒吧名字在门的上方闪烁，左右两边各是一个霓虹灯做的心，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妓院。
酒吧里，三杯啤酒后面坐着三个男人，每个都孤单单地坐在一张桌子边，总共大约有二十张桌子，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吧台。吧台上，第四个男人正没话找话地跟吧台小姐索然无味地聊着。
“一个黑洞。”我说，吧台小姐朝着我盯了几分钟，我又说，“没什么劲，呃？”
“那您就半夜来吧。”她语气很冲地说。说完，她又转向别人。
我三大口把啤酒倒进肚子里。
“再来一杯吗？”
“谢谢，我已经够了。”我说着，把我的π卡递了过去。
傻瓜计算机又该算计着，我逛了一家单身酒吧，说不定它又把我的孤独标尺往高值处升了升，或者把全世界的孤独标尺值往下降了降，甚至把全世界所有在黑暗中喝啤酒的人都当成单身汉。不过，我对这些实在是无所谓。
我又在市中心里转了转，到处都是成双成对购物的人们，我想起了莎拉，想起了她要给予我的。她现在正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想到了简斯，我也许应该去看望他一次，或者至少给他打个电话。他现在肯定也很孤单，尤其是当他想起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再和他住在一起了。
突然，我又站在了我和莎拉曾经站过的那座旧房子前。我想起了什么，抬头看看，在上面的那扇窗户里，又出现了那个老太太的脸。她正朝下看着，她肯定是个单身。如果一个人不是单身，是不会这样从窗户里往外看的。
我又看了看我的纸条，在市中心附近的什么地方，准有一家保龄球馆，今晚像往常一样，他们在那里打保龄球，交朋友。
我又到处打听，才找到那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大厅，三十六个球道并列排在一起，其中有十几个球道正有人在打。噪声强度真要把人吓跑。
球隆隆地滚动，保龄球机用夹持器把球瓶扶正，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盖过了球滚动的噪音，迪斯科音乐不停的震响又压倒了一切。
“打保龄，交朋友”的人对我这样解释：人们自己花钱，把名字记在一张表上，每三个人组成一个队，然后进行循环比赛。赛完后再回到名单上来。我端着一小杯啤酒等着有人叫我的名字，可有人告诉我，在这儿我是个真正的陌生人，在场的人连一半也不认识，而且还是个对保龄球一知半解的门外汉。
接下来，轮到我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跟我一个组。他们两个当然是熟人，我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两个点点头，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在这种震耳欲聋的噪音下，我能听清什么呢？
那个女人先打，她头一掷就把所有的球瓶都扫清了。
“全中！”大厅里的保龄计算机尖叫起来。
我第二个打。球贴着边滚了过去，接下来是那个男的，他也打了一个全中。我的这两个队友因为我的球没有击中目标而哈哈大笑起来。
“再来一轮！”他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也说，他们两个都在等着这一轮打过去。
我在下一轮里也许会编在一个幸运的组里，可是这一轮就叫我烦了。
我把借来的球鞋还了，把名字从名单上划了去，为这种天大的快乐付了巨款。根据专业治疗师桑德尔的意见，这就是结交人。
回到家里，简斯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我和莎拉捣腾了些什么。我只有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她离去的样子。就在我拨多普勒家的电话时，我心里很清楚，我其实不是要同简斯通电话，而是要打听一下莎拉到底走了没有。
没有人接电话。个人通讯机告诉我，我得做个留言。看来她是真的走了。“你好，简斯！”
我想这样写，然后我思索了片刻，写了起来：
“喂，你们两位！能不能让我听听，让我看看你们在鼓捣什么呀？你们有兴趣的时候给我回个话。”
然后我又给妈妈拨了电话，让她告诉我她新近又在操持什么，我自己一边往嘴里一口一口塞着晚饭。
“很快就会好的，妈妈。”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说，要么就说，“你千万不要生气，别人也都是这样嘛。”
诺拉不在家，我给她的信箱里写了：
“你又有了吗？”
除此之外问什么呢？
我突然恋恋不舍地怀念着这一天，在这一天里，不再有空荡荡的夜晚凌驾在我的头上，在这一天里，我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可做……我梦想着回家，在昏暗的房子里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透过片片从窗前飘过的云看着外面。就在这个时候，诺拉在我的脑海里流过，也就在这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还有她的忧郁。
我躺下睡觉。我想，要是我半夜里醒过来，或者还没睡着，我就爬起来再上那间酒吧去。从半夜开始，这种酒吧里就会有什么事儿。
可是实际和我想的恰恰相反，我一觉睡到早晨，直到个人通讯机用低沉的男中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喂，图波尔，您该在七点十五分醒来，时间快到了！”
沉睡一夜之后的新的早晨，冲个热水或冷水浴，从睡梦里再生出来，然后用早餐恢复生气。在去电子包车车站的路上，我摸摸外衣口袋里那张写着单身汉活动的条子，把它掏出来，撕成了碎片。
中午，我到餐厅里和布莱因闲聊，我们谈到了女人，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次。他跟他的女友住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们还要再一块儿待一段，然后再结婚。”他说。
我本来想说，你不会这么肯定吧，可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这时候，他想出了一个计算机找伴侣的主意。“你是不是认为，找伴侣一定要向中介机构付钱？可中介机构能做的，我也能做，只不过在我这儿是不要钱的，而且做得更好！我们马上就去看一下，看看能找出什么来。”
作为第一步，他先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个人档案。他把他的屏幕转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度，然后他透过多层平台向上搜索。我在洛那里见过这种操作，这两个人的做法竟然如出一辙。不过对我来说，这全是些看不懂的花招。
“好了，”他终于说话了，“现在行啦！你的π卡号是多少？”
“你说实话，这不是你自己解开的吧？”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他自己解开的，可是很显然，他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遵守数据保密规则的样子，其实保密观念早就没影了。所以，我对他说了我的π卡号，屏幕上出现了我的个人档案。我最近曾见到过一些档案之类的东西。最后，计算机以一种粗鄙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直接啐到我们面前。
现在轮到我自己忍受我的π卡里储存的我的尊容，还有我的数据。在父亲这一项里，它登记为不知名。对此，我比这台威力强大的计算机了解得要多得多。
看着我的历史，布莱因显得很不舒服，他不时转过脸去看看我们捣腾的这事儿有没有被别人看见。他曾用这套老把戏把菲尔贝尔拒在门外，尽管上层的那些家伙都知道，这儿的年轻人都在干这种破解密码的勾当，而我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就会丢掉工作。
我给布莱因写了一张条子：
“我们已进入档案。我的个性轮廓在哪儿？”
“被锁住了！”他在条子下面写着。
“哈哈，真稀奇。”我又在下面接着写。
他疑惑地看着我。
“禁止入内了！”我说。
他键入了些什么，几秒钟以后，我在别的档案里见过的标尺显露出来了，可惜它既没有标注姓名，也没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值得重视的东西，它仅仅是与其他的人相比较的一种标尺。
对我有用的只是在标尺17．1上的值为104．36，而在标尺17．2上的值是87．33。这台有内部保密措施的计算机终于让我有机会正确地认识了自己。
“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在我们的秘密交谈纸条上写着。
这张纸条就这样递过来递过去。
“是的，有运用价值的东西！”他写道。
“快！让我们看看！”
“我还没有做过呢。”
“你想想办法。”
“没有机会，因为解不开的，我干不了。”
“谁能解开呢？”
“警察、联邦调查局、联邦保密局，别人谁也解不开密码。”
“太遗憾了！”我说。我本来是兴致十足的。
布莱因又看了一眼纸条，上面写满了我们做的注解，有的意义明了，有的叫人费解。他把纸条拿过去，藏了起来。他不相信废纸篓。然后他又开始启动一个搜索程序，想用这个程序搜索一个也许跟我最般配的女人。
“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找到他们的伴侣的，它的用场比平常在生活中找伴侣要大得多。”他说。
程序运行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印，一张有十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π卡号的名单出来了。
“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我读着，“莉迪娅·布洛克，莱拉·米达尔，约翰娜·威茨……”
“等一下，这儿有不对的地方，”布莱因说，“你看一下这第一个，普莱因斯贝格的π卡号，她已经六十五岁了，所以啊，她是天下第一号跟你最般配的。”
“这可能吗？”
他摇摇头。“当然不可能。老人和年轻人决不会这样和谐的。这真是太奇怪了。”
他把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的档案调到屏幕上，π卡相符。她是一个老太婆，她这张脸对我来说好像是异乎寻常的熟悉。别的女人都比她年轻，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瞧瞧，就是她，看上去真棒，怎么样？”
布莱因说的是第二个，莉迪娅·布洛克，二十四岁。
我把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写了下来，接着，我瞥了一眼那个老太婆的地址：沃维森市中心海姆斯加瑟4号。
我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我曾经在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见到过两次。
我坐在家里，内心从未有过这样的平静。我把硬邦邦的饭菜塞进微波炉，撕开油炸土豆片的纸袋。写着十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电话号码的纸条就放在我面前。莉迪娅·布洛克，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把这个名字轻轻地练习了好几遍，好把它说得利索流畅，使它听起来就像叫一个老朋友的名字那样。叫这样的名字用不着思考，也用不着费劲儿从头拼到尾。莉迪娅·布洛克，莉迪娅·布洛克。我现在反正是不会给她打电话的，因为此刻正在放一部有意思的影片。我把主要频道的节目单都从头到尾地看了，我在心里想像着她大概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这是很难的。她大概是个连续剧迷吧，那我在二十一点以前不应该给她打电话，在播新闻的时候也绝对不能给她打，因为如果她像我一样，她也一定会看我喜欢看的节目的。那么我到底喜欢看什么呢？不用说就是金大中特别节目的ＭＴＶ。从我年轻的时候起就有金的音乐，是从九点到十点。可她才二十四岁，她不用说对这种音乐一无所知。不过这都不要紧，我把我的数据提醒器拨到二十一点十分，主题词是莉迪娅·布洛克，离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等待是令人心焦的，那我就想念，在想念中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这个念头挤到了最前边。我坐在一个厚实宽敞的地方，凝视着你，你也许可以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儿，而自顾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当你在等待什么的时候，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有意义呢？我拿着我的波尔图酒杯，静心想了想，倒了满满一杯矿泉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本来已经是很难的了，这会儿决不能含含糊糊地对陌生的女人说酒话。
你是被选出来的，我可以对她这么说，为了尽可能跟我和谐地相配，从大约一百万个沃维森的女人中选出来的。在你的名字前面只有一位老太太，据说她比你跟我更般配。不，我不能对她这么说，我该这么说，在一百万个女人当中，你名列第一。你像我一样，莉迪娅，有那么点儿假正经，那么点儿胆怯，还有点儿酗酒，也有点儿想入非非。你的标尺就是我的标尺，你天资聪慧，孤身一人，我对你了如指掌，可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却一无所知。上这儿来吧，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喜欢你。或者，你已经有了一个心中的人，一点儿也不孤单，谁也不需要，对我会不屑一顾？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了，我必须找个人说说话。诺拉和简斯都没有回电话，我又拨了他们的号码，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两个人谁也没有接。
“简斯，老伙计，你到底怎么啦？你难道就这么沉迷于工作，连个电话也不能回了吗？”
我这样写，对诺拉，我只写了：
“我不过就是又有了！”
等到所有这些都发送出去，我才想起来，我是不应该知道莎拉已经走了的，简斯头脑机灵，但愿他不会从我的疏忽中看出破绽。不过我还是要莉迪娅，莉迪娅·布洛克，我要对简斯说，我并不想要你的妻子，我也不想要你的孩子，我自己现在有一个女人了。
快到八点半的时候我失去了耐心，如果对她来说那个该死的金大中特别节目比我还重要，那我就把她撇在一边。我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并且紧接着打开了可视频道，她也立刻用可视频道接电话，而不是像我担心的那样用音频电话，也没有立刻把电话挂上。她显得很吃惊，甚至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可她还是露出笑容，是介于自觉和嘲讽之间的那种笑容。她的脸就像可以触摸到一样真切，她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深亚麻色的眼睛要把我深深地吸进去，甚至要把整个百万人的城市也吸进去。
“喂，有什么事？”她说，她充满疑问地看看我的脸，又扫视了我的房间。
我突然改变了策略，这样下去是行不通的，开门见山地说出诚意，那是要坏事儿的。仅仅在一瞬间就改为Ｂ计划，一切都变了。
“哦，对不起！”我说，“我又遇到这样的事了。看样子我的个人通讯机的拨号出了点毛病，我实际上是想给我在报社的一个同事打电话，真抱歉，我打搅您了吧？”说着，我做出我最好的笑容。
她耸耸肩，我看见她的眼睛正在搜索着ＴＹ键，但愿不要现在就一按键把我打发掉。
“等一下，”我飞快地说，“我们能想什么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吗？”
“要是那样我们肯定要冒险的。”她说。
有点儿无耻，几乎是诱人的无耻，不过对我倒是挺好，突然之间她不见了。
“谢谢。”
两个字醒目地出现在屏幕上。
我等了两分钟，然后我又拨了她的电话。这会儿她站在那儿，只是在匆忙中随手接了电话，屏幕上只出现了她从腰以上到眼睛的部位，她的身子正面对着我。
“啊，又是您，”她说着坐下了，“您应该检查一下您的软件，不然总要出这种毛病的。”
“接到您这儿，还算是好的呢！”这是一语双关吗？可她却笑了，她的目光随即又转向了ＴＹ键的方向。现在该说几句了，得快，已经练习了上千次了，可到了用的时候，却又无处可寻。
“我希望，您不会感到失望。”我赶紧说。
“失望？为什么？”
“呃，这么说吧，您可能以为是一个好朋友来电话，请您去加勒比度假，或者至少约您去看一场电影。”
她哈哈地笑了。“是啊是啊，跟这有点儿差不多。”她开心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门牙有微小的缺陷。
“我知道，”我说，“人们坐在家里，千篇一律地度过每一个晚上，除了傻乎乎地看着，就无所事事。然后，来了一个电话，出乎意料的救星！随便一位朋友，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挣了一百万，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接下来，对不起，我想，是我的软件出了毛病。”她注视着我，我希望她不要把电话挂上。
“我打搅您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傻呆呆地看着，没错，就跟您说的一样。”
“不过，实际上也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对吗？”
“取决于什么呢？”
“比方说，我请您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我出钱，到加勒比过一个星期——假如我现在已经打扰您了。”
她笑了。“倒是挺客气，是的。”她边说边摇头。
“要不至少一起到加勒比风味的饭店吃一顿。在这座城市里肯定有的，我查过了。”
她又摇摇头。“可惜去不了。”
“去不了，为什么呢？”
“是的，去不了，我不能随便离开这里。”
啊，这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布莱因警告过我，他说过，女人没有男人，那是不可能的。这通常是对的，因为计算机经常根据购物的情况就能辨别出是不是单身家庭，可是她却不应该这样。
说些什么无关紧要的话，好从这里脱身出来。
“您也可以带着您的男人一块儿来。”
“我的男人？不，不，您理解错了，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男人，他只有八个月大——一个婴儿。”
“那么说，没有人能照料他喽？”
“没有！”
“那么明天呢？”
“也没有！”
“那么以后呢？什么时候有？周末或是别的时候？”
她摇摇头。她的笑容突然显得十分勉强。
“他很小，体质又不好，”她说，“也许以后吧，总会有时间的。”
还得再加上一把劲儿，我想，现在再提点儿建议，把一个椰子和两碗米饭端过来，再把加勒比放到她面前。可是这个婴儿突然一下子阻止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个男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问题，还有昏暗、漆黑、要求、愿望……
“您怎么称呼？”我正在思考，她突然问我。
“称呼？”
“您的名字？我想知道您的名字。”
“图波尔·博特。”我说。
她点点头，沉默不语。
接着，她又问：“那么您呢？您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知道您叫什么，莉迪娅·布洛克。”
“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先保密，等我以后再告诉您，有机会的时候吧。”
“那样您还得再给我打电话。”她说。
“要不您给我打！”
“好吧，”她说，“我想想再说，也许我会找到一个人来看着这个小家伙。加勒比餐馆，您说过的，对吗？”
“是啊，加勒比餐馆，我已经打听好了。”
“那就加勒比加上所有的一切，”她说，
“无论什么时候。”
“加上所有的一切，一言为定！什么时候都行。”
她突然子一下子不见了，我一点儿也没看见她的手伸向键盘。
“谢谢。”
两个又大又粗的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咕咚咕咚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我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用这台该死的计算机搜寻这样稀奇古怪的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带着襁褓里的婴儿的女人。
我觉得索然无味，再也没有兴趣顺着布莱因的名单往下挨个打电话了。我想回到我平常的夜生活轨道上来，也就是说，波尔图葡萄酒和电视，网上的冲浪，可是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女人从我的脑子里驱逐出去。电脑的优点是，它们只思考它们应该思考的东西。可是我想，也许像ＭＵＳＩＣ这样的联合系统也会有无意识思想这样的问题，也许计算机里会在某一瞬间闪过某种奇怪的、它不期望进入处理器的东西，真是个叫人难以捉摸的东西，不过总有一天它会设法取代我们的头脑，具有人脑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陷。
古板的无神论者洛曾经这样定义过，人脑和电脑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脑是通过电化学反应工作的，而电脑是由电磁来工作的。因此，它们的区别在于，人脑里有一个上帝，而电脑里没有上帝。我当时曾经怀疑，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它迁就了无神论。有人说，电脑也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是人创造了电脑。我的观点和它背道而驰，我不相信电脑是由人创造的。
人们能够想像把三杯波尔图葡萄酒对人脑的影响转移到电脑上来吗？反对酒精的人现在会说，只要把处理器频率降低就行，但这是不可能的，决不可能。我该冷笑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务，或者是一项写博士论文的大课题。一台喝醉了酒的计算机将怎样待人处事，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呢？
大约二十三点，很晚了。作为文人雅士还是要冒险打个电话的，我用可视频道拨通了那个在市中心躲在窗帘后面的老太太的电话。
她立刻就接了电话，她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最后才说：“晚上好，年轻人，您拨错电话了，您最好查查您的拨号软件！”
我决定装作不知道。“我的拨号软件？您肯定我的个人通讯机只是拨错了一个号码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那您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不是我，您到底想给谁打电话呢？这么深更半夜的，决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
“噢，对不起，您说得对，我其实是想给我妈妈打电话。”
“哦，您看看，您妈妈，您妈妈可没有这台终端机，这台终端机是我的，尽管它已经有三十年了。那么就是您的通讯机出差错了，不过个人通讯机一般来说不会出差错，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软件错误，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软件错误，而是匆匆忙忙地输错了号码，或是找错了号码。不过要是软件错误那倒不要紧，因为我们人总是装出一副计算机匆匆忙忙出差错的样子，而不是我们自己出差错。”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时间长得别人根本不能插嘴说话。不过这事儿怎么说也是挺滑稽的，她就是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把上帝和世界贬了一顿，这样她自己显然感到轻松愉快，却一点儿也不顾别人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您直接就开通可视电话了，年轻人？您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您想像一下，您刚好看见我穿着一件合身的长睡衣，您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她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什么我一定会把我妈妈从睡梦中吵醒啦，她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再睡着了，所以她可能会突然把电话挂上之类的话。我倒是觉得正相反，我是把我妈妈从清醒中吵醒了，因为她的生活其实都在梦中。
“我可能要跟您说ＴＹ了，现在人们挂电话都用这么个摩登的词儿。年轻人，祝您走运，很高兴和您聊了一夜！”
她把一直托着她脑袋的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去。
“等一下，普莱因斯贝格夫人！”我说。我觉得整个这件事真好玩，这种半夜里的交往怎么也比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要好得多。
当我说出了我本来不应该知道的她的名字时，她抬起了头，她第一次盯着我看，就像人们用放大镜观看东西一样，纤毫不漏地看了一遍。因为她是在监视器里看着我，而我看她却是在监视器上方的摄像机镜头里。
她沉默不语，在思考，她的眼睛眯起来，目光变得锐利，它们就像山雕扑向猎物前的一刹那，锋芒毕露。
“请您允许我问一下，”她慢慢地，几乎用威胁的口吻说，“您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摇摇头。
“联邦保密局的？”
我咧开嘴笑了。“不，也不是！”
“不过差不多是干这一行的，嗯？”
“全错了。”我笑着说。我想把一切都说个明白，为什么不给她说真话呢？因为听她的口气她好像要为这件事搬家了。
“不，不，请您等等。”她飞快地打断我，又沉思了一会儿，“数据中心！”
“猜中啦！”我说，“事情是这样……”
她又打断了我。“不，不，什么也不用说，您不要把我们的游戏弄糟了，同事先生，您等着瞧，您会吃惊的。”
她慢慢地站起来，紧挨着桌子边吃力地挪到右边的屋角，那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两台监视器和几个键盘，四周放着鼠标、软盘、光盘、录像带和各种手册。该死，我见过这种乱糟糟的样子，就像在洛那儿见过的一样。
可视电话的摄像机跟随她的动作移动着，我在书上读到过摄像机的这种特性，它只在最新式的个人通讯机上才有。慢慢地，我不觉得神秘了。我心里在想，我得赶快关上通讯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别等到出了什么事儿。可是她做的事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我不能随便中断通讯。
她在一堆手册中翻找着，两台监视器在工作，她的眼睛从左边的监视器闪到右边，又从右边闪到左边。
“啊，找到了。”几分钟后她说，“布莱因·罗德勒尔，您是布莱因·罗德勒尔。”
我摇摇头。
“可是您于十四点十一分在数据中心把我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别对我撒谎，布莱因。”
“这才对了。”我说，“布莱因是把您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不过我是图波尔·博特。”
“图波尔·博特。”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然后立刻在她的计算机里查找我的名字。
“啊，在这儿，图波尔·博特，您跟那个罗德勒尔先生在同一个处。嗯，这到底是什么呀？那您就是我们的ＭＵＳＩＣ先生之一了，真让人激动。我是不是太显眼了？他是不是又朝我吐唾沫了？我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请您给我说说这件事吧。”
要是我不认识叔叔洛，我就不可能弄清楚她眼下在计算机里翻腾出了什么。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她对我的情况已经是一清二楚，她不仅已经调查出她的档案是显示在哪个屏幕上的，而且还摸清了搜索她使用的是什么程序。她显然是懂得所有的窍门的。
我经常和布莱因一起讨论，究竟谁是数据中心的头儿，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密码，可以进入所有的部门。也许这仅仅是闪过我头脑里的一个念头，也许，我不经意地就发现了这个头儿。可是布莱因却在那张纸条上写下了普莱因斯贝格的这个姓。不管普莱因斯贝格以什么方式跟数据中心有关，他都没有把她的情况告诉我。要么这是布莱因给我设的一个圈套？是他对我几个星期以来那些傻乎乎的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报复？我必须把牌摊到桌上。
“您快点儿吧。”她催促着我，“可视电话是很贵的，这全要算在您的账上。请您告诉我，我哪儿引人注目了？”
“哪儿也没有。”我谨慎地说，“您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您是被挑选出来的，我们运行了一个搜索程序。”
“一个搜索程序？你们要搜索谁呢？”
“为我找一个女人？”我轻声说。
她开始笑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上下都摇晃起来。“太恭维我了，你们到底给了这个程序什么标准呢？”她还是笑着说，“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还是别的什么？”
“不。”我说，“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根据最大概率来寻找一个稳定的伴侣的，这个程序以个性尺度工作，所以，有一个公认的伴侣标准……”
“您用不着给我讲解ＭＵＳＩＣ程序，年轻人。”她咧嘴笑着打断我的话，“它是我发明的！”
她发明了ＭＵＳＩＣ！我第一次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为我的惊讶而自鸣得意。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她不是头儿，而是发明者。
“是什么让您说不出话来的，请继续讲下去。”
“是您发明了ＭＵＳＩＣ吗？”我问。我还是心有余悸。
“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共同发明，不过您先说说，然后我再考虑，是不是也给您说些什么。”
“啊，是这样。这事儿是在搜索几个看上去大致差不多合适的年轻女人时引出来的。其中一个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接下来就是您。您也是选出来的，布莱因自己也没有料到。”
“他是不会料到的。”她又咧开嘴笑着说，可她却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我问。
“那就必须说出秘密，年轻人。您的名字叫什么？噢，对了，图波尔。上帝，从前年轻人都叫尤尔根或者托玛斯，或者，要是人全都疯了的话，就叫海尔加。图波尔过去好像是一种洗涤剂的名字。”
“说的是。”我不耐烦地说，“我母亲有一种洗涤剂强迫症，就把我叫成了她最心爱的洗衣粉的名字。您现在也该跟我说说您自己的事情了。”
“绝对不行。”她说，“要讲这类事情，通讯机决不是合适的地方。如果您有兴趣，您就上我这儿来一趟，图波尔。您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吗？”
“我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窗帘后面。”我说，“您几乎是现在还住在那儿的惟一的人了，是吗？”
“惟一的人。 ”她说，“您来拜访我吗？”
“什么时候？”
“您想来的时候，图波尔。我总是在家里。”
“明天下班以后？”
“只要您想来。”
“好吧，那么明天见。”我说。
“我很高兴，图波尔。”她轻声说，“我真的很高兴，您应该知道，我几乎没有客人。”
这个下午，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咖啡和点心。我刚一到，她就用她那双清晰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可现在她已经老了，很老了，比她档案上记录的六十五岁的年龄要老得多。从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的样子来看，她足足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
“我的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她说，“我一直是一个只用头脑的人，我希望永远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让我思考，让我静心地沉思。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比我期望的还要好。”
我走到窗前，看见那里放着一把高高的椅子，窗台上还放着一个垫子。这是她的地方，她可以把窗帘掠到一边，看着下面的世界。市中心下班时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沿着数英里长的街道购物。任何一个没有急事要做，也不急于要买什么东西的人都到这儿来。在这儿，人们可以悠闲地溜达、购物，尽情享用奢侈的消费品，比在各城区的任何一个卫星市场都更令人舒适惬意。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她，“怎么到这个城市，到这个鬼城区的三层楼上来的呢？”
“不是我到了这儿，而是鬼神到我这儿来了。”她回答说，“您看，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曾经是一个小城市，下面有一个面包房，拐角上有一家肉店。这幢房子的下面是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和我结婚。您想从头到尾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那您就讲吧。”我说。
“我可以从ＤＤＲ这三个字母开始讲起吗？”
当然可以，我听说过这三个字母，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讲当代史，曾经有过两个德国，它们之间有一道真正的墙，柏林的一部分像一座孤岛一样，它的外围是一道墙。
她那时候就住在这个ＤＤＲ ，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没有，而在另一个简写成ＢＲＤ的国家里，什么都有。尽管如此，她生活得很好。她在柏林长大，住在那个叫做东柏林的城区，幸运的是，那个城区外面没有一堵墙。她想当一个数学家。她学业结束时，出现了一种像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她很感兴趣，她宣称，她要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也就是指在那个柏林外面没有围墙的世界。俄国人跟这件事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在莫斯科。她十分流利地给我讲了几句俄语，叫人相信她是在莫斯科待过的。
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获得”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须摸索怎样操作计算机。
“怎么会呢？”我问。
“我们是照葫芦画瓢。”她说，“换句话说，就是间谍。”
她就这样为国家和为保密单位工作，所以她要尽可能少地接触人。在这段时间，她搬到了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住在现在这所房子里，那时候，这儿只叫维森。
她那时已经过了三十岁。在她的楼下是一家照相馆，是一个老人开的。他有一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她只好往楼上搬，只偶尔地路过一楼。在她的屋子里，堆积了除了计算机以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不惹人注目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打扰。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精巧机灵，天长日久，它们对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越来越重要。总有人不时来拜访她，问她，计算机会不会有可能被用来监视人。当然，那是可能的，她对那些人说。不过，那样也许不太妙。可这话她没有对那些人说。这样，她接受了一项研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任务。她需要周密深入的思考，而这正适合于她。她告诉她在一楼的朋友，她正在干什么，可她的朋友却认为那根本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跟她交朋友。半年以后，他走了。起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才知道他飞过柏林墙投向了西方。
虽然这座房子的一楼和三楼之间实际就是这样的关系，可对她跟别人的接触她的上司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关了几天。她辩解说，那种接触充其量不过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可她还是丢了工作。那是1988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住在楼下的她那位朋友的父亲偶尔让她在店里当帮手，卖卖东西，打扫卫生，后来给她找了一份做针线活的工作。
两年以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原来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摇身一变成了保险代理人或是汽车销售商。这家小照相馆破产了，从柏林的一家大照相馆来了一封信，那是她从前的男朋友开的。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还要继续当她的计算机专家。她想方设法要在新的柏林找一份工作，可是人们都嘲笑她过了时的东部地区的知识。她埋头在各种各样免费获得的资料里达一年之久，像一个女学生那样重新学习，想以新的知识更新自己。她终于在一家银行的发展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银行里的同事们就发现，她决不是一个只知道守在监视器前的半路出家的新手，而是有着卓越预见的人。这样，她就在发展部里开始研制新的银行计算机系统。她的首要任务是检查别的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人们把这叫做工业间谍，不知怎么地我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这一行。”她说。
男人们又频频登门造访。他们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可是他们提出的请求却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银行计算机系统，它能够在银行本身识别出有危险倾向的顾客之前，先把他们辨认出来。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目前为止，要提前或者及时发现哪些顾客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克莉丝蒂娜 普莱因斯贝格却开发出了另一个系统，它储存了与一个顾客有关的所有数据，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支付了多少款项，他有什么样的汇款，什么样的长期定单等等账户上来往的一切。她把全部顾客的这些数据都储存起来，然后每隔一定的时间就鉴别出会给银行带来麻烦的顾客。
“它的奥妙是，在一个仅仅利用统计概率的反馈型系统里面，这些数据被反复使用。”
“ＭＵＳＩＣ！”我听得已经有点儿昏昏欲睡。
“不久以前还不是ＭＵＳＩＣ。”她反驳说，“不过，差不多也是对的，ＭＵＳＩＣ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这个系统。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程序运转不灵，它指出的顾客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审查，鉴别出他们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与我们通过从全体顾客中抽样确定的情况完全一致。后来，我们逐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程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阶段。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那些颇有声誉的商人被指认为不良分子，通过对真实情况的审查，越来越经常地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在这其中发生过几件引起轰动的事件，除此之外还有柏林的一家生意红红火火的照相连锁店，确切地说，是属于她的男友的那家照相连锁店，它的信用被取消了，全部连锁店都破产了。她消灭了它们，但并不是故意的，就像许多年以前他使她失去了一切，也并不是故意的一样。
“我们了结了，”她疲惫地说，“他当然不会知道那是我在幕后操纵的。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就在这间屋子里。他给我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就在这样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我懂得了，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勇气说不。我本来应该和弗莱德结婚的，他的名字叫弗莱德。在当时结婚会使我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可是，我没和他结婚也失去了工作。你理解吗，年轻人？几年之后，当我再一次与那些见不得世面的男人在桌子边坐下来，他们又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从他们的话音里听出来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说了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只简单地说：‘不，这我不能干！’
“一年以后我领取了养老金，头几年弗莱德还隔三岔五地来看看我，他在柏林有妻子和孩子，可他并不幸福。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那时也并不怎么幸福。后来他死了，自那以后我就孤身一人了。”
“那么被您拒绝的那些男人想从您这儿得到什么呢？”我问。
“他们是一些在沃维森围着我转的人。他们想要我为他们工作，他们想把我用于银行的操作系统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使用π卡的活动。”
“那么？”
“什么那么？我说了不！”
“可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有了！”
“是啊，这个系统当然有了，您能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吗？您相信我做的事情别人就做不了吗？他们很容易地就能找到别的人。可我已经成了一个老黑客，用我的养老金为自己弄一台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窥测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么密码呢？”
“您真是个年轻人！如果人们像我一样，把这么长的时间花在计算机上，并且整天在那里想办法，密码可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已经喝完了咖啡，我提出，要再来一杯。
“噢，您倒您自己的吧。”她说，“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太多的咖啡没什么好处。”
她让我打开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一些像酒瓶一样的瓶子。
“我们再喝点什么吧，年轻人，那样对我更好一点儿，我来一杯波尔图！”
“一杯波尔图？您真要吗？”我问。
“我一直喝波尔图，年轻人，不过您喜欢什么就喝什么。”
我摇摇头，不，波尔图挺好，就在这一刻我问自己，莉迪娅·布洛克也喝波尔图吗？
当我从厨房里转回来时，主人已经蹒跚着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并打开了她的计算机，她弓着腰坐在屏幕前，几乎蜷成了一团，她是想让我看点儿什么。
“您认识洛吗？洛曼·博特？”我问。
“不，我不认识。怎么啦？我非得认识他不可吗？”
“不，不，我不过是刚好想起他来。您和他不知怎么地很像，您们之间一定会互相理解的。”
“太晚了。”她说着，继续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站在她的旁边，惊奇地看着屏幕上各色各样的程序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我又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仿佛有一个人手执大砍刀穿过一片我不能涉足的土地向我飞奔而来，没跟我纠缠。洛或者布莱因给我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出现了。
这是一种恐惧，只要一次不在这个程序的世界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恐惧。我不再属于那里，不再懂得那里的一切。有时候，当我在快乐的人们中间购物，或是坐在电子包车发出有节奏的嗡嗡声的车厢里，让快速行驶的呼啸声从我耳边掠过，或是观察着坐在我对面的人时，我就会突然有这种恐惧感。而对于我对面的人，这一切却是天天如此，熟视无睹，根本没有注意的价值。
“我们来弄点儿什么寻寻开心，怎么样，年轻人？”
倘若她是莉迪娅·布洛克，二十四岁，金发碧眼，那我就会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她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六十五岁，已经洗手不干的女间谍！
“上帝啊，不啦，您所想的早已经过去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可她的身子连一动也没动。我在洛那儿见到过这种该死的说话和思考方式，可她却使我像个孩子那样紧张起来。
“我让您看看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您还工作吗？我还以为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那么，您在为谁工作呢，普莱因斯贝格夫人？”
“为那没完没了的生活。只要一放下工作，我就会死。您坐到那儿去吧，戴上那个电脑头盔，再戴上手套。您见过这些东西吗，嗯？”
我当然见过。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制造过这样的玩意儿，可诺拉不知道把它扔到哪儿去了。也许我该问问她，要是她在爱尔兰用不着电脑这玩意儿，能不能把它寄给我。
我戴上头盔，把视觉监视器调整好。
“该改改了，年轻人。”她突然说，“您叫我克莉丝吧，行吗？我对这个名字已经习惯了，没人叫我别的名字，就是在国家安全部人们也都叫我克莉丝大婶。现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克莉丝——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我现在给您看一张我二十五岁时的照片，这不光是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您得把您的头盔系牢，我还要给您看一些我最新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迅速戴上手套，点点头。忽然之间，我来到了一条街上，人们在我身边摩肩接踵，我听到人们在交谈，有人从侧后面走来，给我指点。
“您必须进前面左边那个小巷子，右边第二个门！”
我听得出这个嗓音，回过头去，原来是电视节目里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他的嗓音因为喝酒有点儿嘶哑。我一定是哈哈大笑起来了。克莉丝坐在我的旁边，像个孩子似的喜滋滋的，很得意的样子。她在她的监视器上可以看到我在头盔里看到的一切。
“挺开心的吧，啊？”她大喊起来。尽管我的头盔的耳机里有嘈杂的声音，我还是能听明白的。
我奔跑起来，拐进了戈尔斯指给我的那个小巷子，突然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住的那条街，当然啦，第二个门就是她的房子。我走近门铃，噢，这儿，三楼的门铃在这儿。普莱因斯贝格的门铃准是老式的。我按响了门铃，几秒钟以后门开了，所有的一切，台阶、底层商店的门，就像过去我所见到过的一样。我慢慢地向楼上走，市中心购物天堂里的杂乱的声音被留在我的身后。楼上的门掩着，我把它推开，屋里，在屋子的中间，在一排监视器组成的墙前，坐着克莉丝，她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我。
“晚上好，”她用她原有的那种嗓音说，她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您来晚了，可您到底还是来了。”
接着，一切都暗下来，静悄悄的，我摘下了头盔。
真实的克莉丝期待地冲我咧着嘴笑着。
“晚上好，”她说，这一次她是在现实中，“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呃，印象很深刻吗？”她问。
“当然啦，那到底是什么？”
“啊哈，游戏罢了。这是一种虚拟现实游戏的结尾部分，游戏者必须寻找游戏的创作者，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冒险，最终他要落到这儿，落到我的房间里来。这个游戏还没有完成，那仅仅是一个结尾，是我先创造的。”
“它不同寻常的地方是里面的任务，对吗？”
“不仅是这样，它的特点是，我利用我们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图像和真实任务的影像，我能够把它们筛选出来，我、您、从前的同事，或者从电视上选下来的某个人物，然后把他们插入到这里面，他们会跑到这儿来，提出好的建议。我不是要用他们拍电影，我只要接通数据中心的计算机，调出某个人，从这个人的档案里下载他的脸部，根据档案复制他的嗓音。在存储器里，整个沃维森反正就是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我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它，把它构筑在我这里。从原理上讲，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和他见面。我的人物可以乘坐电子包车，寻找住房，扮演追猎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进行的。”
她显得那么自豪，那么不可一世。
“那样会引起公愤的，您说呢，克莉丝？”
她笑了，“我知道您会这么说，可是恐惧是相对的，年轻人。您知道，我发现什么是恐惧呢？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海滩，面前是深不可测、一望无际的大海，身后是大地，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该做什么，也没有数据传输，没有个人通讯机，没有计算机，在孤独、彻底的松弛和寂静的威胁下，修身养性，我认为这是令人恐惧的。游戏并不使人恐惧，是什么让人恐惧呢？是现实状况。”
“您并不真的这样认为，对吗？”我问，“自然景观是不会使人恐惧的。”
“不对，不对。”她抢着说，“那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说的是眼前的世界，是这个真实的沃维森，你们的数据中心，ＭＵＳＩＣ——这一切使人恐惧。你们了解ＭＵＳＩＣ掌握了我们的什么吗？它每天都在自行其是，我认为，您一定知道跟音乐根本没关系，对吗？”
【① 在英文里，ＭＵＳＩＣ意为音乐。】
“是啊，现在我是知道的。收集数据并用这些数据勾画个性的轮廓。如果出现了重要的偏差，它会作出精确的预报。政治和经济也可以用这些数据作为指导。”
她吃惊地盯着我。“您原来什么也不知道！ＭＵＳＩＣ当然在收集数据并作出预报，可是您所概括的是五年以前的ＭＵＳＩＣ，那是版本号为2．0的一个修改版。我的银行程序几乎已经对它摸得一清二楚了。眼下，人们早已经不再仅限于把某个不可靠的人筛选出来了，今天的ＭＵＳＩＣ，也就是版本5．0，是以每个个人的反馈来工作的，比方说，它为您的个人通讯机选择广告。您难道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吗？”
“我想是的，人们极少看别人的通讯机。”
“您知道，那叫做什么？那叫做，控制您的总体消费行为，控制全体居民的消费行为。这件东西您应该买，那件您不应该买。可是还不仅如此，ＭＵＳＩＣ还为您挑选住房，向您提出建议，哪个地方您可以去，去会见适合于您的人。当然，它作预告是为了社会，可同时ＭＵＳＩＣ还做别的更多的事情。ＭＵＳＩＣ版本5．11，也就是最新的版本，它为我们指定我们去哪儿，需要多少住房和超级市场，电影院该在什么地方，监狱里要有多少个位子，该有多少公共厕所，新建的环形道路需要多少条车道……它控制交通流量和能源供应，草拟电子包车和汽车的行车线路图，还控制公共舆论，规范税法，决定国家的任务……ＭＵＳＩＣ版本5．11统治着一切！”
“这正是我的叔叔洛说过的，一台计算机要统治一切。计算机僚成为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台无责任能力的计算机必须承担政治责任。他这样说过。”
“您的叔叔真是个聪明的人，我有机会要同他聊聊。称他们为计算机僚，啊，对的，他们与政客不同，他们不会不选择ＭＵＳＩＣ，只有它自己才行。每个人都这样疯疯癫癫、神经错乱。既然每个人都有了自己所需要的，人们为什么还要放弃它呢？可是没有人知道它将会变成什么，万一它把我们全都推进万丈深渊，那该怎么办？”
“洛也这么说！”
“是啊，那么，您那位狡猾的叔叔洛，他做些什么？”
我耸耸肩，“人们什么也干不了，对吗？那么您做些什么呢？”
她站了起来，“天晚了，年轻人，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安静一点儿。您再上我这儿来吧，我将会给您看更多的东西，好吗？”
我顺着那陈旧的木头楼梯往下走的时候，她一直站在上面的房间门口。“这个晚上我过得很快乐，年轻人。”她朝楼下冲着我喊，“再见！”
不过，我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打算再来拜访这位老太太。
回家的路上有一段路我走得很快乐，在这个一路呼啸的无人驾驶的电子包车里，我突然不想再听凭这个假装对我了如指掌的计算机的摆布了。
我又一次想起了“屏幕孤独症”和“心灵遁世症”。先是洛，然后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就是克莉丝，他们看起来都患有心灵遁世症。我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呢？仅仅因为我对计算机了解比他们要少一点儿，我好像还不那么不可避免地要远远地躲避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谁还在亲近这个世界呢？也许是诺拉，至少她还在亲近她的绿色的小山丘，或许还有莎拉，她在亲近她的孩子，可是，在这个屏幕上，简斯在哪儿？还有布莱因、我的父亲，他们在哪儿？我的母亲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们都在避开屏幕，我们不再有洛和克莉丝有过的东西，他们有一种激情、一种思想。在我看来，在洛的前额后面有一种癫狂的东西，他决不是不幸福的，他就像我的母亲那样被编织在自己的罗网里边。可是，只要一问起有关生活或者幸福的问题，我的母亲就总是痛哭流涕，像驼鸟一样把头藏在沙堆里。而洛呢，就把脑袋藏在他的程序里，并且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别的所有的人都不理解的方式得到满足。还有这位克莉丝，很显然，她也差不多是同一号的，只不过她的成就也许更多一些，如果她的那些故事是真的的话。
这会儿我从市中心出来，站在一个公园里，就是那个所谓的第一绿环带。它围绕着沃维森的中部转了一个大圈，就像我今天刚刚知道的，绕着旧城区转了一个大圈。在绿环带的下面是一个环状的车道，我能听到汽车和卡车的隆隆声从下面传上来，一切都是那样完美无缺。我从我的单身公寓的走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公园，就是一次也没到这儿来过。我惊奇的是，这儿竟然空空荡荡，看不见一个人影。
我继续跑着，来到了一道栅栏前。我听到声音，我侧耳细听，声音在篱笆外面。那是什么声音呢？我在里边沿着篱笆跑着，我一次次地看到，在另一边的草丛里有人躺在那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人们在那里睡觉。透过灌木丛我能辨别出一条街道，还有房子，甚至还有电子包车车站闪亮的黄色标志。不过所有的这些都在篱笆的那一边。
我走到了一个大门边，在门那边的灌木丛中至少躺着二十个黑乎乎的身影，他们正在喃喃细语。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这时，我看见在门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公园管理处夜间出口，请勿由此返回！
我把我的π卡塞进读卡器，开门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把门推开，通过旋转十字门走到了外面。
开门的声音把几对相拥而眠的人的好梦给搅了，有几个坐了起来。
“你是从哪儿来的，伙计？”有一个声音问。
我怒不可遏，这也实在太过分了。
“从月亮上！”我吼道，径直飞快地朝电子包车的车站跑去，那是我早就发现了的。没有人跟在我后面，当车厢带着柔和的呼啸声飞驰的时候，我心里才感到了踏实。
是什么让我愤怒的呢？是现实，我想。
几天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和布莱因聊了聊。我们坐在餐厅里，周围是一片嘈杂的声音，人们要想听见我们在说什么，那就非得要麦克风不可。我觉得这是不值一提的。
“你认为，ＭＵＳＩＣ现在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吗？”我问。
他沉默不语。
“我是说——你自己也说过，它一直是很机灵的，还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可你想没想过，总有一天我们将不能对它进行干预。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还是已经走得更远了呢？是不是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
他的眼睛从他的汤盘上抬起来，长时间地盯着我，然后摇了摇头。
“那事儿又着手干了吗？”他问，“一直没找到个女人吗？”
从布莱因这里别指望得到什么帮助，我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可是谁能给我帮助呢？也许洛能做到，他会给我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可是，也许我根本理解不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那就是克莉丝，她能够讲清楚一切。要么就是莉迪娅·布洛克，不用说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不过她也许能让我重新闭嘴不问任何问题。
很抱歉，弗朗索斯先生，我并不理解您的问题，我是说，我当然听见了您所说的，可我不懂您说了些什么。您是想了解，我是否相信我遇到克莉丝是纯粹的巧合？这个问题有点儿奥妙。从遇到她的方式上来说，我相信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事情。或者，您的意思是，我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交给了克莉丝？也就是说，有人故意设计，在我寻找伴侣的游戏中把克莉丝印在了我的名单上？您认为是布莱因，还是别的人？我必须向您承认，虽然我冥思苦想，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可我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点。布莱因有意识地把我和克莉丝弄到一块儿？是用他那种地下斗争的方式？还是别的方式呢？
万一不是布莱因呢？反正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弗朗索斯。如果那样也许会减轻对我的惩罚，不过您一直在设法把我说成是一个没有个人意图的工具，说成是一个傻瓜，替别人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不过我倒是应该想一想的。您将会对我说，我该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我会好好想想的，完全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我就是不相信。那只会使我变成一只小老鼠，可我宁愿当待在瓷器店里的大象。所以，我这个人跟以往一样，摔了跟头以后还是这样木讷和倔强，我的看法暂且就是这样，说不定以后还会坚守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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