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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和叹服就是崇拜的基础。
——托马斯·卡莱尔①《旧衣新裁》（1833～1834）。
【①1795～1881，苏格兰作家，他的这本传世之作，既不是哲学著作，又不是自传，也不是小说，可以说是三者的结合，“从永远的否定走到了永远的肯定。”该书译名：裁缝师、拼凑的裁缝、旧衣新裁、衣裳哲学、衣装哲学。】
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信念，对宇宙宗教般的敬畏之感是从事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动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想法和意见》（1954）。
她能够准确地回忆起那个时刻，那一次的华盛顿之旅，她发现自己爱上了坎·德·黑尔。
安排与帕尔默·卓思会面仿佛是遥遥无期。很显然，卓思不愿意去访问百眼巨人的设施。可是卓思现在说，正是科学家不信神的态度，而不是他们对大消息的解释，使他产生了兴趣。
为了探索他们的性格特征，需要选择一个更为中立的地点。爱丽表示去哪里都可以。
总统正考虑选用一位特别助理。并没有邀请其他的射电天文学家，总统只想让爱丽一个人单独去。
爱丽也在等待着这一天，还有几周的时间，正巧需要飞往巴黎参加世界大消息协作联盟全体会议。她和唯慨负责协调全球数据收集的议程。
现在信号的获取已经相当地规范化，最近几个月在整体覆盖方位方面，已经没有任何缺位。由此，她居然惊奇地发现自己手头能有一些空闲时间。
她决心要和母亲进行一次长谈，无论会遇到何种不满和挑衅，她都要维持礼貌和友善的态度。
同时还有堆积着的大批文卷和电子邮件需要处理，不仅仅是同行们的祝贺与批评，还有宗教方面的规劝与告诫，还有信心十足的伪科学思考与推测，还有来自世界各地追星族、粉丝、发烧友的邮件。
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读《天体物理学杂志》了，虽然她是最近期的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这肯定是一篇最为不同寻常的文章，是这本庄严郑重的出版物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特别文章。
从织女星来的信号太强烈了，使得很多的业余爱好者，由于厌烦了简陋初级的收发报游戏，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和信号分析仪。在大消息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曾发现一些有用的数据，爱丽仍然受到业余爱好者的包围，他们总是以为他们发现了一些ＳＥＴＩ专业人员不了解的东西。她觉得有责任回信鼓励。在百眼巨人装备上，还有一些别的有价值的射电天文学研究项目，例如类星体巡天观测，同样也需要加以注意。
可是她并没有面面俱到地照顾所有的工作项目，她反而发现自己总是与坎在一起消磨自己的全部时间。
当然了，使总统的科学顾问按照他的意愿尽量深入地了解和熟悉百眼巨人工程项目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她，爱丽，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职责。让总统获得全面充实的信息是很重要的。爱丽希望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也能像美国总统那样透彻及时地了解有关织女星的发现。这位当任总统尽管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系统的教育培训，可是从心眼儿里就喜欢这个专题，自觉地愿意支持科学事业，并不单纯是因为它能带来什么实际的益处，至少还由于，这样能享受新知识带来的愉快。从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第四届，任期1809～1817）和约翰·昆思·亚当斯（1767～1848，第六届，任期1825～1829）以来，有几届美国领导人也是这样。
还有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德·黑尔能在百眼巨人项目上花费多少时间。他每天花费一个小时或更多一些时间，通过高频带通线路与他的科技政策办公厅匆匆忙忙地进行通话，该办公厅设在华盛顿老的行政办公大楼内。至于其它的时间，就爱丽所能看到的情况，只不过是……到处走走看看，试探着察看一下计算机系统的内部构造，或者，专门找到某一台射电天文望远镜，在周围观看。有的时候，从华盛顿来的一个助理陪同他一起到处察看，更多的时间是他自己一个人。
通过敞开的大门，爱丽能看见他，在这间专门给他配备的现场办公室里，两脚搭在办公桌上，阅读送来的报告或者打电话。看到爱丽经过，他会对她愉快地招招手，然后继续工作。
爱丽发现他与庄慕林或瓦缬润谈话时态度随和，平易近人；与基层普通的技术人员和秘书人员也是同样的态度，爱丽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对那位秘书先生赞许地说：“那太好了。”
当然，德·黑尔对爱丽也会提出很多问题。起初，只是纯技术性或事务性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对于可以设想到的未来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制订准备预案，更进一步就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想象、推测、思索。
那些日子，好像讨论科研项目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或托词，以便找到机会，两个人凑到一起消磨一段时光。
在华盛顿，一个爽朗的秋天午后，总统因为处理自由泰荣危机，不得不临时推迟特殊突发任务小组的会议。
从新墨西哥经过一个晚上的夜航，爱丽和德·黑尔发现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安排任何任务，决定去拜访和瞻仰一下久已闻名的越南战争纪念碑。
这是林璎（1959～）设计的，当时她在耶鲁大学攻读建筑学，大学还没有毕业。
面对这样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愚蠢战争的纪念碑，那种忧郁悲哀庄严肃穆的氛围，德·黑尔居然显得似乎流露出与当时气氛明显不协调的兴奋和愉快，这不能不引起爱丽再次思考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两个联邦勤务总署的便衣保安人员，身着统一定做的服装，头戴颜色鲜艳的监听耳机，谨慎地尾随在后面。
草地上，一只精巧的蓝色毛毛虫在一根细小的树枝上爬。德·黑尔把树枝拿在手里，看着它灵巧轻快地向前爬，十四对脚一起动作，随着一波一拱，身体上的虹彩闪动着。走到树枝末端，停下来，抓紧树枝，用它最后的五节肢体在空中甩动，试图寻找另外一个新的攀援点。努力失败之后，它灵巧地回转身体，沿原路返回。
德·黑尔故意要逗弄它，把这根树枝调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当毛毛虫爬回原来的位置时仍然无路可走。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美洲狮，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爬来爬去，到了后来，仿佛连爱丽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无可奈何。即使可以证实，这个幼虫长大了就是大麦枯萎病的罪魁祸首，爱丽也禁不住开始为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感到难过。
“在这个小东西的脑袋里，储存着多么奇妙的程序！”德·黑尔惊呼，“每一次都能有效地工作——最优化的逃避软件。而且它知道不能掉下去。我的意思是，这么细小的树枝足以有效地使它悬在空中。这个毛毛虫在自然界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具体经验，因为自然状态，树枝总是长在树上的。爱丽，你不感到奇怪吗？你想象过没有？如果这个程序就储存在你的头脑里，你会感觉如何？我的意思是，当你走到树枝的末端，是不是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你不得不那么做？当你通盘思索之后，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难道你不感到奇怪吗？你怎么会知道用你前面的十只脚在空中挥动，而同时用另外的十八只脚紧紧地抓住不放？”
爱丽微微地偏过头来，与其说是察看这只毛虫，不如说在审视着德·黑尔。他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就能把爱丽想象为一条昆虫。爱丽试图避而不答，她提醒自己，对于德·黑尔来说，这也许只是出于职业的兴趣或习惯。
“现在，你打算怎么处置它？”
“仍然让它返回草地，我想只能这样。你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办法？”
“那样，可能有人把它弄死。”
“一旦你看到了一个动物是有自觉意识的，就很难动手把它杀死。”德·黑尔继续用手拿着那根树枝和那上面的毛毛虫。
他们默默无语地走过了雕刻在反光的黑色花岗岩上面的将近五万五千个名字。
“每一个政府为了准备战争，总是把对方描绘得像一个妖魔鬼怪的样子，”爱丽说，“他们不想让你想到另外一方也是人类。如果意识到敌人也能够思考和感觉，你也许会犹豫不决，难以下手杀死他们。可是杀死人，事关重大。把他们看成妖魔还好一些。”
“在这儿，你看多漂亮。”过了一会儿，德·黑尔才做出反应，“真的。你仔细看看。”
爱丽仔细去看。克服了一阵微小的颤抖，极力按照德·黑尔的视角和眼光去看。
“你看它在干什么，”德·黑尔继续说，“如果它像你或我这么大，能把所有的人都吓死。那可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妖魔了，你说是不是？可是它很小。它只会吃树叶，就顾虑它自己那么一点小事，还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个小的虫子。”
爱丽拉着德·黑尔扔掉毛虫的手，默默无言地走过一排排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牺牲时间的顺序排列的。当然了，这里镌刻的只是美国战死者的名字。还有东南亚的两百万人，同样也死在那一场冲突之中，可是除了还留在他们家人和朋友的心中记忆，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为他们建立与此处规模与纪念意义相当的建筑。
关于这场战争，在美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评论，爱丽心想，就是军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残缺不全偏瘫不力，从心理上，与德国军国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之后，所说“伤人的暗箭，背后的诽谤”的辩解，非常相似。越南战争是这个国家良知上的一块脓疮，至今没有哪一位总统具有将它动手切除的勇气。（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的政策也并没有使这项手术变得更容易进行一点。）她想到，美国士兵辱骂他们的越南对手，是多么普通而常见的，说什么，“死鬼客”、“扁头鬼”、“斜眼鸡”，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有没有可能呢？在下一阶段的人类历史中，再也不要用那种流行的做法，一开始，就把对方加以妖魔化？
在日常的谈话中，德·黑尔说起话来，并不像一个大学者。如果你在路边书报亭里买报纸，遇到了他，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一位科学家。他说话仍然没有改掉纽约土话的腔调。起初，他这种说话腔调和他科学工作的资质明显地不协调，好像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有趣和可笑。随着他的研究工作和他本人变得越来名声越大，他说话的腔调居然变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可是当他读“鸟苷三磷酸”这样学名的时候，他的发音就仿佛把这个温顺平和的大分子变成了带有爆炸的特性。
慢慢地，两个人逐渐地意识到他们陷入了爱的旋涡。其实旁观的很多人，早已看出来了。
几周以前，当卢那恰尔斯基还在百眼巨人现场工作的时候，他又大发宏论，批评语言的不合理之处。这次的目标指向美国英语。
“爱丽，为什么人们要说。重新又犯同样的错误（make the same mistakeagain ）。？为什么要加一个‘重新（again ）’？而且，我知道你们用‘烧起来（burn up ）’和‘烧尽了（burn down ）’表示同样的意思，是吧？‘减速（slow up ）’和‘慢下来（slow down ）’也表示同样的意思？所以，既然‘绷紧（screw up）’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何必还非要再来一个‘拧紧（screw down）’呢？”
爱丽感到厌烦，只是点点头。她早就听他的苏联同行说起过，卢那恰尔斯基不止一次抱怨俄语中那些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巴黎开会期间，爱丽自己就亲自听他议论过法语版本的同样语言问题。
爱丽觉得很庆幸，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不幸之处，可是如果真的所有的语言，在吸收了各种不同的词源，经受了那么多细小的压力，从而采取了不同的因应变通之后，竟然还都那么完备无缺毫无冗余，语言内部结构协调一致前后贯通，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呢。唯慨居然能花费那么多时间评论这些事，可是爱丽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与唯慨辩解。
“再比如说，拿这个短语作例子，‘爱得神魂颠倒head over heels in love（两脚着地），’”他继续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是吧？可是这话恰恰说颠倒了。或者，这么说，上下倒置了。因为通常的情况下，人就是两脚着地。当你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上下也分不清了，于是乎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两脚朝天（heels over head ）’。我说的对不对？你当然知道身陷热恋之中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对方想象你按照通常的方式在各处走动，而不会是头脚颠倒过来，漂浮在空中，就像那个法国画家的作品——他叫什么来着？”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爱丽帮助他说了出来。其实英语中“head over heels”和“heels over head ”这两种说法是通用的，都表示“深深地陷入”同样的意思，可是他偏偏要挑选出其中的一个，做咬文嚼字的戏说，不能不说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唯慨提到的那个画家叫马克·夏卡尔（1887～1985），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大家庭。从小笃信犹太教，深受俄罗斯和犹太民间民俗艺术的熏陶。
1910年抵巴黎，与前卫画家交往，后入籍法国。作品中随意融合立体派元素、幽默感和抒情韵味于一体。在一场多少有些陷入尴尬的谈话之中，爱丽不能不给他圆场，既然提到这个画家，这一下，正好找到一条走出话语困境的狭窄出路。
随后，爱丽有些奇怪，不知道唯慨是不是诚心逗弄她，或者试探试探，看看有什么反应。也许，他只是无意之间，觉察到爱丽与德·黑尔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密关系。
至少在德·黑尔这方面，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他作为总统的科学顾问，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一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复杂的、目前尚无确切把握的研究课题，如果与主要的项目负责人之一陷入感情上的缠绵，将冒极大的风险。
总统肯定希望德·黑尔所作出的判断并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有些德·黑尔所推荐的行动路线，即使爱丽反对，他也能够坚持，即使爱丽支持，他也敢于拒绝。与爱丽涉足爱河，无论如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德·黑尔行政权威的有效性。
对于爱丽来说，就更为复杂了。在她获得一座重要的大规模射电天文台相当稳定的负责任的领导职务之前，她曾经有过若干伴侣。当她觉得自己陷入爱情并公开承认的情况下，她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要去结婚。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一首四行诗——好像是叶芝①写的？——她每次都试图利用这首诗，让当时那个情人，做出保证，因为每次总是令她伤心悲痛，所以她下决心，让一切的爱情都成为过去：
我爱的人，你说没有真爱，
除非爱你，爱到永远不变。
你这傻瓜，爱情戏剧不断，
更好的爱情故事还要上演。
【① 叶芝（1865～1939），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比剧院创建人之一。】
她回想起约翰·斯铎顿向她自己母亲求婚的时候，在她眼里看来多么迷人啊，可是一旦成了她的继父，多么轻易地抛弃掉那套故意装出来的姿态。这些人，只要你嫁给了他，过不了多久，只要轻轻瞟上一眼，就会看到那些新浮现出来的荒谬丑陋的装腔作势。
爱丽心想，自己先天形成的浪漫情趣使她对待感情变故极为脆弱。她绝对不能再重复她母亲的错误。感情稍微深入一点，就总是担心会不会毫无保留地沉溺于爱情之中，自己委身的那个人，会不会被什么人从她身边夺走。或者，干脆，这人自己离她而去。可是如果你从来也没有真真切切地深陷爱情之中，也就永远不存在什么失去爱情的憾事。（她不想让自己那么多愁善感，她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样的感情可能根本就是不真实的。）还有，如果她真的从来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人，她也就永远不会真正地背叛什么人，正像她难以割断难以理清的万千思绪中，始终有一丝代人受过的歉疚，爱丽总感觉她的母亲背叛了她早年死去的父亲。爱丽自己仍然恋恋不舍地想着他。
对于德·黑尔好像一切都不是这样。或者说，是不是多年以来，爱丽期望的心情已经渐渐地磨蚀得不再那么强烈？与她所想到的其他男人不同，每当遇到挑战和压力的时候，德·黑尔更能显示出绅士风度、更为富有同情心的那个侧面。德。黑尔倾向于协调，他掌握科学政策的技巧和艺术成为他职业技能的一部分，可是在这层温和的外表下面，爱丽看到了某种坚强和毅力。爱丽尊重他把科学融入他整个生命中的那种方式，尊重他勇于支持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德·黑尔孜孜以求不懈努力试图把这种观念贯彻到两届政府中去。
他们在一起时尽量小心谨慎，也曾在百眼巨人工程局，爱丽那套小公寓里偶尔相聚过几次。
他们之间的谈话，双方都感到愉快，想法和思维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就像是两个和谐的伙伴之间挥来挥去的羽毛球。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完全说出来，对方已经完全明白了，仿佛预先就已经知道了。
德·黑尔是一个体贴温存考虑周到替对方着想具有创造力的情人。总之，爱丽喜爱他的外激素（信息激素）。
因为他们的相爱，有时候由于德·黑尔在场，爱丽对自己居然能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举动都感到惊讶。爱丽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由于德·黑尔的爱，她对自己更加尊重。由于德·黑尔，她更加珍爱自己了。而且由于德·黑尔也清楚地具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乎，就有那么一种无尽地回归到最为本源的爱情和尊重，构成他们关系的基础。至少，爱丽自己是这样看待的。不管自己的朋友有多少人在场，爱丽从内心里总难免有一丝孤独之感，可是一旦与德·黑尔待在一起，这种情绪就一扫而光。
她身心愉悦地向德·黑尔描述着她的那些梦想、幻想、梦幻，讲述她记忆里能够搜寻到的每一个细节和片断，讲述自己儿时遭遇的尴尬和不快。而德·黑尔听着，不仅仅是充满兴趣，而且可以说，简直就是欣喜若狂神魂颠倒。他能仔细地询问爱丽儿时的生活，历经几个小时仍然兴致勃勃。他的问题总是直截了当，有时甚至是刨根问底，可是绝对不失绅士风度与儒雅。到这时，爱丽才明白为什么热恋的两人之间要用婴儿般的话语相互交谈。
社会上根本没有其它适宜的环境，容许儿童自由自在地待在其中。如果一岁的婴儿、五岁的孩子、十二岁的学生、二十岁的青年，都能在所爱的人身上找到和谐相处的性格与禀赋，这样才算真正地找到了机遇，使所有这些年龄段的人都由衷地感到幸福。爱情使他们摆脱了孤独感。或许，爱情的深度可以用数目字加以度量，这个数字就是在关系已经给定的条件之下，两个人自我个性中有效作用部分的差别数。依照这个尺度衡量，她过去的那些伴侣，按自我个性最好的那一个来说，只能算是两个绝对值相等互为正负的数值。至于其他那些人，心理特质都是性之所至、喜怒无常、朝三暮四，只想从她身上捞到好处。
按计划就要与卓思会面之前的这个周末，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过午的阳光，透过威尼斯式的软百叶窗帘那一条条的叶片之间的缝隙照进来，在他们缠绵胶结的体形轮廓上弄出各式各样的图式花纹。
“在正常的交谈中，”爱丽说，“在谈论到我父亲的时候，我能够不带任何的感情……最多只是一阵轻微的痛失之感。可是如果我不加约束地真正想念他的时候——比如想到他的幽默感，或者，什么……充满激情的美好心绪——那可就不能平静了，控制的闸门被冲垮了，我会意识到再也见不着他而大哭起来。”
“不要太把这事当成一个问题。语言可以把我们的感情释放出来，或者说，基本上可以释放出来。”德·黑尔一边说着，一边抚摸她的肩膀。
“也许，这本身就是它的一项功能，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通过语言文字了解全世界，而不必亲自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这么说，语言的功能就不仅仅是用来说‘上帝保佑’这一项了。你知道吗，坎，如果能够让我与爸爸在一起，仅仅度过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付出任何东西作代价，我都心甘情愿。”
她想象出，有这样一个天堂，所有那些善良的妈妈和爸爸都在那里飘荡着，扇动着双翼在云端飞翔。
这应当是一个宽阔敞亮的地方，自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以来，所有曾经生活过而后死去的那些人，所有的几百亿人，都能够容纳。那里可能很拥挤，她心想，除非宗教的天堂建造的规模足够巨大，就像天文学所占据的天堂那么大。这样一来，地方就有富裕了。
爱丽说：“在整个银色的天河里，智慧生灵的人口总数，你估计能有多少？假定有一百万个文明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具有大约十亿个人，加到一起就是十的十五次方那么多。如果其中的大多数都比我们先进，可能，从心眼儿里，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状况，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那就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地球沙文主义’在作祟。”
“肯定的。那你还可以计算一下整个星系的生产率，每年生产多少嘉罗伊斯轿车，生产多少泰奇牌夹心甜点，多少伏尔加轿车，多少索尼牌大哥大。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整个星系的国民生产总值。一旦掌握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计算宇宙国民生产……”
“你别逗弄我，”爱丽一面说着，一面会心地佯做嗔笑，“你想想这些数字，不是玩笑，你认真想想。这么多的星星，这么多的生灵，都比我们先进得多。你是不是曾经有过微微的一闪念，想到过这些？”
她刚要说出她的念头，忽然被涌起的思绪冲刷掉了。
“对了，你看这个。为了准备与卓思会见，我一直在读这些资料。”
她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过一卷古老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综合详解》第16卷，标题“鲁本斯①索马里”，这是起止的条目。
【① 鲁本斯（1577～1640），佛兰芒〔今荷兰〕画家。】
她顺手翻开一页，该页面夹着一块扯下的计算机打印纸作书签，她指着一篇叫《神圣》的文章说：
“这位神学家似乎认识到一种神圣之感的特殊性，他说是无理性，我看，应该叫非理性。他把这种非理性的神圣之感称之为‘本性敬畏’。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我想想……这个人的名字叫鲁道夫·奥托（1869～1937，德国神学家），他在1923年写了一本书《神圣论》。他相信从人类先天意识中，就能察觉出这种本性敬畏，就有对本性敬畏的崇拜之感。他把这种原始的情感称之为神秘之震惊。就凭我这点拉丁文的常识，就能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意思。
“面对神秘之震惊，人们感觉自己完全成了微不足道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可不是说个人自己的异化或疏离。他把这个本性敬畏视为一种‘完全外在的他物’，而把人类对它的反应，视为‘绝对惊恐’。行了，如果当宗教的信徒使用类似神圣、神明这样的字眼儿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那么我同意，他们就是这样。我觉得，类似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听到一个信号，与实际接受并不相干。我认为所有的科学也都引发出这种敬畏之感。”
“你听，他怎么说的。”爱丽读出一段正文：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有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多次断言神圣与神明已经消失，并预言宗教也将寿终正寝。对宗教史的研究表明，宗教的形式在发生变化，而且对于宗教的本性、实质和表现方式，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无论他这个人……
“你看，没错，连宗教方面的文章都是性别歧视主义者写的和编辑的。”爱丽不忘随时对正文加以评论。
无论他这个人是处于一种什么样新的条件之下，表现得多么激进，研究发展出一种终极结构的价值观，无论这种价值观与传统意识多么不同，维持对神圣的敬畏，永远是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
“那么，怎样呢？”
“那么，我认为，官僚机构化的宗教就是试图把你的本性敬畏之感制度化、体制化，而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让你自己直接感受本性之敬畏——就像通过一架口径六英寸的望远镜向外观察一样。如果本性敬畏之感是居于宗教的核心地位，你说，谁更具有宗教般的精神呢？是追随官僚机构化宗教的那些信徒？还是他们自己不断学习科学的那些人呢？”
“我看，是不是让我把这些，简单总结一下。”德·黑尔套用了爱丽的一个习惯说法。“一个懒洋洋的周六下午，两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阅读《大英百科全书》，争论是不是仙女星系比耶稣复活更加值得‘本性敬畏’。他们知道如何度过美好时光，还是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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