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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尽管年事已高，还是步履轻盈地走了过去。他熟悉美国总统，对他怀有敬意，但他不喜欢正式的会见，这次他之所以不得不来见总统，是因为他觉得有一种迫在眉睫的义务感。
总统知道他是何等的讨厌开会，早已屏退了左右，他们寒暄之后便谈到正题。
“您的信在我这儿，教授。您的名望使我毫不怀疑发现的重要性和建议的严肃性。不过请您把它给我慢慢地大声地重念一遍，我们然后再谈。某些问题使我还有不甚了了之感，我很想使它们得到澄清。”
爱因斯坦念道：
““世界各国最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使我设想E＝MC2的原则可以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特别是卢士奇教授的研究，他把他的研究成果抄寄给我，他的结论是一部分以所谓宇宙辐射形式分散和浪费在宇宙之中的能量可以被聚合和被转化成一种重金属，例如铀。假如这具有无容置疑的理论意义的转化过程得以实现的话，对人类来说，这将是一个本世纪其它发现无法与之比拟的重要进步……””
接着是关于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的几点简单扼要的技术考虑，总统请学者跳过去。
“我希望您再给我念念您的结论。”
爱因斯坦跳到信的最后，念道：
““最后，少数了解这个秘密的物理学家和我本人，我们恳切地建议美国总统关心卢士奇所进行的工作，把他的工作置于国家目前的其它计划之上，并同意向研究人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庞大拨款”。”
爱因斯坦停住了。总统默默地带着赞赏的神气看着他，然后缓慢地说道：
“我明白了……您知道吧，教授，您和您周围的学者代表着当代世界的精华之一？”
“您这是指何而言？”爱因斯坦问。
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总统的话里含有某种讽刺的意味。
“你们的忧虑和我们的忧虑相距是如此之远，人们很容易把你们想像成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请听我说，教授。您总不会对国际局势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吧？您知道，战争明天就可能在欧洲爆发，而我们这个国家不会长久地游离于冲突之外。全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战争装备，地面上、海上和空中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事首脑抓住我不放，他们要求拨款。我已经预见到总有那么一天，国家的所有物力都将被动员来备战……您选了这时候，您，爱因斯坦教授，你们这些天真的学者，要求我推动我的政府去关心这样一种事业：它或许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立即应用……”
“阁下，”爱因斯坦打断了他，“正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促使我不得不来见您。我所代表的那一小批学者完全了解目前国际局势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然而我们认为暴力只会引起暴力，如此循环会无休无止，相反，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混乱中，一种无私事业的榜样定会使世人钦敬，只有它才能使各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停止下来，这一竞赛的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灭亡。我们认为卢士奇为争取进步、自然秩序和人类正确使用他们的干劲和热情所获得的成功可以避免战争，或者当战争已经打响之后可以使它很快地停下来。”
总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那么，教授，”他问道，“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打算从星球上获取能量，一定是用一种昂贵的手段……”
“我没有考虑钱的问题，阁下，不过肯定要用几百万美元，不应该掩盖这一点。”
“几百万美元……转化成金属，大量的能转化为一点点金属，是这样吗？您指的是什么？几吨？”
“阁下，”爱因斯坦激烈地说，“如果卢土奇能够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而我们又毫无察觉的大量的宇宙能，能够用几百万美元的开支制造出一个原子，一个铀原子的话，总统先生，即十亿分之一毫克的十亿分之一的物质，我认为他也已经达到了他的意图，他为人类，特别是为这个自由世界的开路国家作出了很好的贡献；我还认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通过支持这次试验所获得的荣誉将远远超出所有军界领袖们的荣誉。”
总统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把手伸给他。
“我喜欢您的信念和您的理想主义，教授。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美国人，我也同样相信这种毫无私利可图的研究，久而久之必会得到应用。如果不是目前形势混乱的话，我会给您全力支持的，但是我对我的国家负有直接的责任，我必须考虑我的顾问们的意见……为此，我向参谋长出示了您的信，并让他绝对保守秘密，他对我说了如下意见，他的意见使我震动，我承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看法您却未曾有过。”
总统停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因斯坦，又接着说下去。
“他对我说：“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类事情。但如果学者们没有弄错的话，如果E＝MC2，如果一种大量的能可以聚合成物质的若干分子的话，我觉得少量的物质应该潜在地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让他们摧毁物质同时使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这应该比反方向的行动更为容易些。这样他们会使国家拥有一种重要的武器，这种武器会使我们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就是军人们的观点。我应该补充说明我对此毫无了解，教授，但是这种推理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爱因斯坦一时颇为狼狈，总统的话出乎意料，使他无言以对。他思考着，慢悠悠地说：
“一种爆炸，一种物质的衰变？”他说，“我承认，总统先生，我们没有想过。”
这倒并非谎话。不论是轻视实证的事先可以预见任何可能性的爱因斯坦，还是第一个想到要用物质实证来说明公式的卢士奇，还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原子无穷潜力的挪威科学家斯波尔，还是把铀分解成微小成份的德国科学家奥托·汉斯，还是那些致力于把质能等量关系式应用于实践的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学者们，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E＝me”的这种应用。他们对毁灭怀着本能的憎恶，这使他们的智力领域受到了限制。
对总统的建议的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充分了解之后，爱因斯坦生气地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总统先生，您的参谋长要求相对论学者给他造一种炸弹，是吧？”
“是的，一种炸弹，它的威力，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似乎大大超过所有的武器。”
学者努力控制着自己，他说：
“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过类似的想法，这真是科学的荣幸，它只能产生于一个军人的头脑。”
“这是可能的，”总统说，“但考虑到战争，我也必须听听军人们的意见。而我们可能要与之战斗的对手，我提醒您注意、教授，他们也正是您的敌人和科学的敌人。正是他们使您不得不离开欧洲，正是他们正在迫害您的拥护者。”
“即使是为了对付敌人最野蛮的行径，阁下，即使是为了粉碎谎言，”爱因斯坦叫道，“我也绝不可能参与一种死亡和毁灭的事业！”
尽管他义愤填膺，他的头脑从总统说第一句话时起就不停地思索着。他能敏捷地推及一个思想的发展所能引起的最严重后果，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将是为使物质衰变所进行的一系列日益巧妙的实验造成可悲的结局。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知道这前景的恐怖不能作为说服军界领袖的证据，他平静地说：
“我们多年所进行的斗争，总统先生，是一种智力斗争，是真理对谬误和谎言的战斗。这种冲突需要思想武器。我今天给您带来了最强大的武器：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向世界提供明显证据的可能。而您却对是否支持我们犹豫再三！”
“我没有拒绝。我愿意再思考一下您的设想。目前，我答应您一小笔补贴，以使卢士奇可以继续他的研究……，但我现在要向客观的学者问一句话，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也许是历代最伟大的学者：我的参谋长的建议您看是否可能实现？”
爱因斯坦智慧的大脑只要一想，几乎马上就可以断定物质突变为能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似乎比相反的转化还要容易得多。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肯定答覆，或者甚至一个模棱两可的答覆出于他的口对政客和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之前犹豫了好久。一方面，谎言，特别是科学的谎言使他感到丑恶；另一方面，他激烈的和平主义者的历史使他良心上无法否定他对暴力的憎恶、他无数次的号召以及他的和平运动。那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灾难，那惨绝人衰的景像，他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即使是间接的责任，真是不可想像。人的尊严战胜了科学家的良心。伽利略不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撒过谎吗？他也可以拿出一个真理的反面来，这样或许能够保护亿万人的生命。想到要违心这样做，他羞愧至极。
“您的参谋长的建议完全不可行，总统先生，”他说，“我以学者的身份这样说。出于某些我不能给您解释的原因，这个建议与物理学定律背道而驰。致力于这种研究将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即使物质向能量的可怕转化是可以实现的，自由国家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愿意完成这一转化，然而他们的明智告诉他们甚至不要主动讨论它的可能性。
在爱因斯坦所预感到的危险面前，在对E＝MC2的不幸的可惜的解释所能引起的祸端面前，导师勇敢的谎言成为所有欧洲逃亡物理学家的口号，这些物理学家在美国的威望之大使他们有可能被召去给政府提出建议。
当战争爆发之后，当继爱因斯坦和卢士奇之后旧大陆的所有着名学者都到新大陆来藉以藏身之后，当美国不能置身于冲突之外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的时候，总统询问最杰出的人物有关相对论科学可能贡献于战争的意见。大家的回答都和他们的导师一样。个个都用肯定的语气说，感谢上帝，人类无法实现原子衰变。只有卢士奇所主张的转化是可能的，他们坚持要政府立即帮助实施意大利学者的计划。
尽管他们都这样断言，总统却疑虑重重，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把美国投进一项他感觉不到实际用处的事业中去，他不知是否合适，另一方面，像军人们大声疾呼的那样，应用E＝MC2来制造强大的武器，他又不知道是否可能。
是美国的物理学家阿尔玛依有幸在这两点上说服了美国总统，并使真正的科学观点获胜。
尽管他年纪尚轻，刚刚四十岁，阿尔玛依教授已是新大陆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之一，这不仅因为他的科学功绩，而且因为他知识的渊博和极为广泛的活动大大超出了物理和数学的领域。
他酷爱运动，出身于西部一个农场主家庭，喜欢乡间生活，他用同样的热情和活力来经营他的农场，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智慧思考，在错综复杂的方程式中逐步抽出最纯粹的真理。他是第一流的组织家，具有纯正的美国人的某些性格，很重实际。除此之外，他竟能抽出时间来学习佛学和印度教教义，他成了信徒，并学会了梵文。
因为和所有的大实验室都有联系，他了解卢士奇的想法并以他一贯的热情关心着他的研究。然而，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欧洲流亡学者，当他们听说总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都颇感不安。一个美国人很容易被一种错误的爱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从而否认人类的利益。
坐卧不宁的爱因斯坦和卢士奇去见他以便试探他的意思并把他争取过来。他亲切地接待了他们。谈话刚一开始，他便笑起来。
“你们来晚了，”他说，“总统昨天召见了我，向我提出了那个向你们所有人提过的问题。”
“而您是怎么回答的？”爱因斯坦问，脸上顿无血色。
“您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老师？”
两个欧洲人看着他，窘态毕露，不知道他这一笑的真正含意。美国学者突然收敛了笑容，接着说下去，语调由于生气而变得激烈了：
“您怎么可以怀疑一个道地的印度教徒在这种场合的行为？我，阿尔玛依，婆罗门的弟子，我，不能容忍任何暴力的我，我，我，阿尔玛依，连把打死一只苍蝇都看成是犯罪，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会赞助有使人类血染大地的危险的研究呢？您怎么能够想像我会不全力以赴地利用我在这个国家的全部影响去反对这种卑鄙的行动呢？关键不是哪一个国家将统治世界，而是打过这样的一场战争之后，地球上是否还有人的问题。您怎么会对我的回答不放心呢，老师？我不仅和您一样是一位相对论者，并且我还是甘地的信徒，我怎么可以经不住诱惑而去犯罪呢？我也指天为誓，物质的衰变是不可能的。”
对这样一个门徒的怀疑使爱因斯坦羞惭万分，他激动地拥抱了他，阿尔玛依这才宣布有好消息：他对科学事业的辩护获得成功，他终于说服了总统，总统现已决心把美国政府带上卢士奇所发现的光荣之路。他已准备全力支持他，甚至准备将用于备战的一笔很大的拨款帮助他实现那惊天动地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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