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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坡特全神贯注地大嚼李子和梨的时候我提到了关于豪伊和他的“任务”的事儿。我跟他说第一项任务（寻找象征幸福的蓝色知更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仅是对豪伊，而且是对全部的病人。然而尽管第二项任务（治愈厄尼）非常的成功，却存在不少的问题。我问他是否还有什么要吩咐我的病人的任务。
“只剩最后一项了。”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任务吗？”
“那会破坏惊喜的。”
“我想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惊喜了。你能保证这次任务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吗？”
“如果完成得好，对所有人来说那将会是非常愉快的一天．也包括你。”
我可不那么确定，但是我的疑心却被他满脸的自信一扫而光。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让我借助他的膝盖猛地跳到他的头顶，听起来简直就像在自杀。“信任我。”他说。于是我把自己的小命放到了他的手里，向他跑去，在他的帮助下我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但我后来再也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在坡特的眼中就有着同样的“信任我”的表情。这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第十二次会谈。
我刚开始数数，坡特就进入了恍惚的状态，我问他能否听到我说话。
“当然。”
“很好，现在我要你回到1979年（当然是地球的时间），那年的圣诞节。你在哪儿？看到了什么？”
“我在位于你们所称金牛座的特西普龙星球上。到处都是绿色和橘黄色。我喜欢那儿，我就是喜欢那儿。那里的植物不靠叶绿素吸收阳光，而是像你们深海里的红藻一样。天空因为空气中的氯气呈现出绿色。有各种各样有趣的生命。其中很多种按你们的归类法可以归为昆虫，但有些比你们的恐龙还要大。幸运的是它们都步伐缓慢，但是你必须得——”
“请原谅，坡特，我很乐意听到你在这个星球的所有见闻，还有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但我想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好吗？”
“随你的便。但是是你问我在1979年的圣诞节我在哪儿，看到了些什么啊。”
“没错，我现在想让你做的是回到从1979年后你下一次来到地球的时间，你能做到吗？”
“当然。嗯，让我想想。一月？那时我还在特西普龙上。二月？小，那时我回到了K－PAX。一定是三月，没错，就是三月，北方最美丽的季节，冰雪消融，百花待放。”
“是1980年的三月是吗？”
“一点不错。”
“他又呼唤你了？”
“嗯，但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他只是想找我谈谈心。”
“跟我讲讲他，他怎么样了？结婚了吗？”
“是的，他跟一个女孩儿结婚了——噢，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吗？”
“是那个在他们上高中时怀孕的天主教女孩儿吗？”
“一点没错！她还信奉天主教，但已经不再怀孕了，那已经是五年半以前的事儿了。”
“我忘记了她的姓名。”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
“现在可以告诉我吗？”
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他终于吐出了一个字，“萨拉。”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欣喜若狂了，“他们有孩子吗？”
“有。”
“我是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真应该学习一下幽默感，吉恩，是个女孩儿。”
“那么她五岁了？”
“下周就是她的生日。”
“没有其他孩子了？”
“没有。萨拉得了子宫内膜炎，他们切除了她的子宫，真是蠢透了。”
“因为她还太小吗？”
“不，因为那是你们愚蠢的人类住那时能想出的惟一方法。”
“可以告诉我那个孩子的姓名吗？或者你仍要保密？”
他只犹豫了一小会儿就告诉了我，“丽贝号。”
这些信息竟然得来得这么容易，真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比特已经变得缓和一些，没准他允许坡特告诉我的真实姓名了，也许他开始信任我了！
但坡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想法，“还是忘了他吧。”他说。
“忘了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哪怕最少也要告诉我为什么。”
“不。”
“为什么不？”
“你会利用答案找到他的。”
“好吧，那么告诉我，他们现在还住在那个小镇吗？”
“是也不是。”
“能不能准确点？”
“他们住在镇外的一个拖车上。”
“离镇子有多远？”
“不远，那里有个拖车停车场，不过他们希望住得越远越好。”
“他们是否有个洒水器？”
“一个什么？”
“草坪洒水器。”
“在拖车停车场里？”
“好吧，不谈这个，他们都有工作吗？”
他的嘴角轻微地噘起，好像对水果的味道不太满意似的。“他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她靠做小孩儿的衣服挣些钱。”
“你的朋友在哪里工作？”
“就是他的爸爸和爷爷工作的那种地方。也是那个小镇惟一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除非你是个银行家或有个杂货店。”
“那个屠宰场？”
“没错，那该死的屠场。”
“他在那里做什么工作？”
“他是个敲工。”
“什么是敲工？”
“敲工就是在牛头上重重一击而使它们被割断喉咙前不再挣扎的工种。”
“他喜欢那份工作吗？”
“你在开玩笑吗？”
“他还做些什么？比如平时在家时？”
“晚上女儿入睡后看看报纸。周末和所有镇里的人一样修修车，看看电视。”
“他是否厌倦了婚姻与责任？是否后悔当初结婚的决定？”
“噢，不。他真心实意地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无论发生什么。”
“讲讲他的妻子好吗？”
“有时欢欣鼓舞，有时精力充沛，有时心情沮丧。就像电说剧中大多数的家庭妇女-样。”
“那么他们的孩子呢？”
“完全是他妻子的一个副本。”
“他们相处和谐吗？”
“相敬如宾。”
“他们有很多朋友吗？”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我告诉过你，那是个小镇——”
“他们小和任何人接触？”
“除了她家，还有他母亲。”
“那么他的姐姐们呢？”
“一个住在阿拉斯加，另一个就住在小镇。”
“他恨她吗？”
“他不恨任何人。”
“那么男性朋友呢？”
“他们没有朋友。”
“以前那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呢？”
“一个在监狱，另一个在黎巴嫩被杀。”
“下班后他也从来不和工友们到酒吧喝上一杯？”
“已经不再了。”
“以前喝过？”
“他经常和周围的人开玩笑，也经常喝上几杯，但不论什么时候他邀请他们一同进餐，他们总会找理由拒绝的。没有任何人邀请过他的家庭一同野餐或者参加别的什么聚会。后来他们也就明白了。现在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待在那辆拖车里。”
“听起来他们相当孤单。”
“也不是，萨拉有很多兄弟姐妹。”
“现在他们是否打算买所房子？”
“或许会自己建一所。，他们已经挑了好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是从一个农场分割出来的，周围有小溪和几亩树林，非常优美，让我想起了家乡，除了那小溪。”
“告诉他我希望他能住在那里。”
“我会的，但他还是不会告诉你名字的。”
正在这时特雷克斯勒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语兀伦次地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发生了一件紧急事件——有人绑架了吉塞拉！我迅速使她镇静下来，不情愿地把坡特从催眠状态下唤醒，然后飞奔四楼。
吉塞拉！很难说清楚在那一刻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即使是我的女儿阿比或者珍妮被哪个疯子胁迫我也不会如此的悲痛焦急。我看着她懒散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听到她稚气的声音，闻着她淡淡的清香。吉塞拉！我的错，全是我的错！允许一个那么无助的孩子在我的精神病区走动。我竭力不使自己想到一个毛茸茸的胳膊勒在她幼嫩脖子上的情景，也许更糟……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四楼，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悠闲自得地闲聊着。我真不愿意相信他们是那么的冷漠。我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
绑架者叫艾德，是个英俊的五十岁左右的白种男人。在6年前突然发疯——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用半自动步枪枪杀了8个人。而那时他还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一个模范丈夫、一个伟大的父亲、体育迷、虔诚的教徒……来到这里以后，虽然对他进行常规药物治疔，但他还会遭遇间歇性失控的痛苦，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击打墙壁，直到血流如注，筋疲力尽为止。
但他绑架的不是吉塞拉，是托·贝勒——那只被收养的小猫！
后来我也不清楚是持雷克斯勒的牙有些漏风还是我没有听清楚——我一直在担心着吉塞拉的安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只小猫跑到了四楼，在管理员清洁艾德房间时它溜了进去，所以艾德就抓住了它，他一边用拳头击打着窗口的铁栏，一边威胁说他要扭断那可怜小东西的脖子，除非他能和“那个来自外星球的家伙”谈谈。
维勒斯曾经提醒我他反对在病房里养小动物，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没有这只小猫，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儿了，而且如果小猫真发生了什么不测，那么这对其他的病人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认为艾德是在那里虚张声势，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不像是精神失常。但我也找不出什么不让他见见坡特的理由，所以我打发贝蒂去找他过来。
然而坡特早已经在这里了，很显然，他是跟着我来的。
没有必要解释形势了，我只让坡特告诉艾德放了小猫，我们不会报复的。
坡特不要任何人的陪同，独自向艾德的房间走去。我想他们会隔着铁窗交谈，但突然那门开了，坡持飞一样进去了，然后又把门关住。
过了一阵我小心翼翼地接近邪门，顺着铁窗向里窥探。他们坐在远离窗口的墙那边，安静地交谈着。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艾德搂着拉·贝勒，轻柔地抚摸着它。当他抬头看向窗口的时候我缩回了脖子。
最后坡特出来了，但没带回猫。我让守卫谨慎地锁好了艾德房问的门，然后转向坡特，等着他的答案。
他说：“他不会伤害它的。”
“你怎么知道？”
“他告诉我的。”
“嗯，嗯，他还告诉你什么了？”
“他想去K－PAX。”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说我无法带他去。”
“他有什么反应？”
“他很失望，但我告诉他我会回来看他的。”
“他满足了吗？”
“他说如果能拥有小猫他会等的。”
“可是——”
“别担心，他不会伤害它。他也不会再给你惹任何麻烦了。”
“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
“因为他以为如果他那么做了，我将再也不会来看他。当然无论怎样我都会来的，他不知道而已。”
“你会再来？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他了，顺便说一句，”在我们走出四楼时他说，“你应该再为病人们找几只小动物来。”
这就是豪伊的最后一件任务——做好任何准备。因为坡特可能在没有通知他之前随时交给他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这几天里他以“迈”速奔波于图书馆与房间之间——又像是以前的老豪伊了。
48个小时他没合过眼。阅读塞万提斯、叔本华、圣经……但是突然有一次，在他匆匆经过那个他曾坐在那里寻找幸福的蓝色知更鸟的窗口时，他又坐在了那里。一阵冥思苦想后，他开始吃吃地笑了出来，继而演变成狂笑，然后又传染到整个病房，除了贝斯外所有的人都在放声大笑，当然她也在小声格格地笑着。坡特那个荒谬的命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突然间被他理解了。
“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准备真是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儿。”后来豪伊坐住在草地中告诉我，“该发生的就会发生，我们不可能做些什么。”
坡特则坐在一边研究着向日葵，我好奇地想他能在那里看到些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你的任务呢？”我问。
“解决了！”他打了个响指，躺下来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我想我应该睡个好觉了。”
我建议他现在可以考虑搬到一楼病房了。“我要等到厄尼也准备好的时候。”他说。
问题是厄尼不打算离开二楼。在上次的员工工作会议上我已经建议厄尼应该搬到一楼了。在他身上已经再也看不到恐惧死亡的任何表现了——不再戴面罩，不再怀疑食物，不再绑着自己人睡，也不再睡到地面上了。事实上，现在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和其他病人待在一起上尤其是与贝斯和玛丽亚。他已经对玛丽亚的多重身份有所了解，熟悉了每重性格的特征，现在他正等待一个玛丽亚主身份出现的机会，试图永久使她恢复自我。很显然他在帮助其他病人方面是个天才，我建议他出院后为医学界或社区服务。他的回答是：
“但是这里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查克组织了一次散文大赛以决定谁将成为和坡特一起奔赴K－PAX的人选。计划在8月1O日那天所有的人交上自己的文章，也就是他要离开的前一周，而那天距现在已经不远了。坡特同意要通读所有人的文章。
二楼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在那两个星期病人们格外安静，都自己坐在一个地方冥思苦想，偶尔写下点什么。似乎惟一不想去K－PAX的两个病人是厄尼和贝斯，厄尼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病人需要照顾，而贝斯则认为自己根本没资格享受一次免费的旅游。当然，我差点忘了，还有拉塞尔，他把这次竞赛称为“魔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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