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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无法把短篇小说的结尾写得让广大读者满意。
在真实生活中，就如在时震后的重播阶段一样，人们不会改变，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会道歉悔过。而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必须做这三件事中的至少两样，不然的话，还不如将这篇小说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铁链锁在消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里。
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在我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改变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训，并且／或者道歉悔过之后，他周围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着。这决不是告诉读者演出到此结束的好办法。
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下来，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我向当时我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让小说结尾。他是一份重要杂志的小说编辑，也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剧情顾问。
他说：“亲爱的孩子，没比这更简单了：故事中的英雄骑上马，迎着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
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说这话五年以后，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他吞下了氰化钾。
我给他的寡妇写了一封信，说跟他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收到回信。也许是因为她悲伤过度。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她对他心怀不满：自己挑了个省事的办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问作家威廉·斯泰伦①，整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也就是说生活还值得过下去。我们两人做了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个交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个医生，在贝勒维医院专治各种得瘾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阳性。我同他讲起我和斯泰伦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处写到过，此人是个圣者。我对圣人的定义是：他必须是个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做出完美表现的人。
我问他贝勒维医院的病人中为何没有一半人去自杀。
他说他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有时候也问他们有没有自毁的念头。当然他问得漫不经心，就好像是诊断过程中的例行手续。他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恶心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
正好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他以前的一个病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捡来的铝罐。他就是基尔戈·特劳特称之为“圣牛”中的一头，尽管经济上是个无用之人，但仍有可爱之处。
“你好，医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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