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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罗杰·唐斯现在在科罗拉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我则在这里——长岛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妻子简·玛丽·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马萨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尔村，在一棵鲜花盛开的樱树的根中间，上面没有标记。从我们的耳房可以看到樱树的枝叶。耳房是推倒后由特德·阿德勒从地面重新建起来的，完工后他曾问：“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和简的婚礼上给我们做傧相的是本杰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现在妻子已去世，一个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表妹约会了几次。她是个寡妇，住在马里兰的海滨。我的姐姐死于新泽西，我的哥哥虽然还不愿撒手西去，但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也己岌岌可危。
我的童年朋友戴维·克雷格——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德国坦克中的收音机停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家伙，现在在新奥尔良搞建筑业。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课上曾是我的实验搭挡。我从战场归来时，是她父亲对我说的我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她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离戴夫①大约只有三十五英里的东边。
四海为家！
为何我们中那么多人要离开我们的祖先亲手建起了城市呢？在这里，我们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这里的街道和语言我们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学所说的，这里确实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为何离乡背井？冒险精神！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逃脱一种巨大的拉力。那不是无处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来自皇冠山墓地的牵扯。
皇冠山已经擒获了我的姐姐艾丽，但它没有得到简。
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
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学做讲座。他们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我作完演讲回到旅馆，按老习惯到酒吧去喝点掺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样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样酣睡。我喜欢这样酣畅的睡眠。酒吧里全是些当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处十分友好。他们笑声不绝。他们都是些喜剧演员。
我问酒吧招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说他们是詹斯维尔中学一九四○年的毕业生，在这里举行五十周年聚会。
这样的聚会真是难能可贵。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届的，每年的老同学聚会总不去参加。
这些人就好像桑顿·魏尔德《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剧作。
我和他们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纪，都还记得过去的日子。那时上不上大学，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能够有所作为。那时我对我父亲说，也许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样当个化学家。要是我去一家报社工作，可以为他们省下一大堆钱。
请你明白：我只有学我哥哥学过的同样课程，才有资格进大学。父亲和伯尼两人对此意见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们俩称为装饰品。他们嘲笑当保险推销员的亚历克斯叔叔，因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装饰性的。
父亲说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谈谈。他现在当律师，年轻时曾为现已停刊的民主党报刊《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当过记者。
我同约翰逊先生很熟。父亲以前带我同他一起在布朗县打野兔，打鸟。后来艾丽吵闹得太厉害，我们只得放弃。
他背靠在转椅上，在办公室里眯着眼睛问我打算如何开始当记者的生涯。
“是这样．先生，”我说，“也许我能在《科尔弗公民报》找到一份工作，干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个地方。”科尔弗是印第安纳北部马辛古基湖边的一个小城。过去我们在湖北有一栋度夏的村舍。
“接下去呢？”他问。
“积累了经验之后，”我说，“我就能在一家更大的报社找个职位，也许在里奇蒙德，或者科科莫。”
“再接下去？”他问。
“为这样的报纸干上大约五年后，”我说，“我想我应该可以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起冲击了。”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他说，“我要打个电话。”
“没关系。”我说。
他坐在转椅上旋了半圈，背对着我打电话。他说话声音很轻，但我也没打算偷听他说些什么。我想反正与我无关。
他挂上电话，转回来面对着我。“祝贺你！”他说，“你可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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