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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第三年。
但是掉下楼梯的不是我，是煤气公司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拖着沉重的身子从地下室爬上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怒不可遏。
另有一次，大概是艾丽十六岁或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那时艾丽已经驾车了。我坐在她开的车中，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水平地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街车中出来。她的鞋跟被勾住了。
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在与人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个女人的狼狈相使我和艾丽笑了好几年。她没有伤得太厉害，自己爬了起来。
还有一件只有我看见但艾丽喜欢听的事，是关于一个巴结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子、教她跳探戈的家伙。那是在一个渐入尾声的鸡尾酒会的最后部分。
我想那个男人的妻子没在场。他妻子若在场的话，我难以想像他还会去献那份殷勤。他不是个专业的舞蹈教员。包括男女主人在内，在场的总共大约有十来个人。那是流行留声机的年代。酒会的男女主人将一张探戈音乐醋酸酯唱片放上留声机，犯下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
于是那个家伙两眼炯炯，鼻孔闪闪，将漂亮女人搂在怀里，扑通栽倒。
是这样，在《耐震之一》和现在这本书中所有栽倒的人，就像文学艺术院横跨在铁门上用喷漆书写的“操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为我姐姐艾丽表达敬意，都是艾丽爱看的色情场景：被地球的引力而非性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姿势的人们。
下面是大萧条期间一首流行歌曲的歇词：
爸爸昨夜晚回家。
妈妈说，“老爸，累了吧。”
他摸黑想去开电灯，
栽倒在地，扑通一声！
看到健康人跌倒而大笑，这种冲动决不是普遍现象。
我是在一次英国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时才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带着我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中，那时她十六岁，而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她已经四十一岁了。那是整整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踮着脚趾跳舞，滴答暮，滴答答，滴答答，按照剧情要求跳到舞台的一侧。接着舞台后传来一阵声响，好像她一只脚踏进了水桶，带着水桶掉下了铁梯子。
我立刻狂笑不止。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类似的事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发生过。这件事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笑。演奏的一段乐曲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停顿。
坐在同一排离我大约十个座位有一个女人。演奏时她在同朋友讲话。音乐越来越强，她也不得不越说越响。音乐戛然而止，只听见她尖声嚷着说：“我是箍在奶油里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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