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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安赫斯特，我从未去过。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担任这个没有实际功能的职务的。我们有一个组织，有些无聊的事务，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希望作为人文主义者活着，但不必多谈多想，就如我们在呼吸，但不必去谈它想它一样。
人文主义者要求自己体面、正直地做人，但并不考虑来世的报答或惩罚。对于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务，这个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社团。
我们是宗教组织成员的敌人吗？不是。我最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V，奥黑尔原来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欢那样。我认为那样损失太大。他现在已经去世。
我从来没有过这类的信仰，因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规矩的人抚育长大的，但是这些人又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对传教士说的话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种重要而高尚的东西。
我还是不喜欢那样。我不喜欢那样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几年以前，在人文主义者协会召开的阿西莫夫博士纪念会上，我发了言。我说：“艾萨克现在已经升天了。”这是我所能讲的最滑稽的事，因为听众全是人文主义者。我使得他们捧腹大笑。会堂的情景就像特劳特小说《不开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开口子将第三颗原子弹、“乔伊的骄傲”和其他一切吞没之前的军事法庭场面一样。
等我自己死了以后——但愿此事永不发生——我希望哪个爱逗笑的人也会说：“他现在已经升天了。”
我喜欢睡觉。我在另一本书中发表了一首为老曲子填写的新挽歌，其中写道：“过了这一世，喜欢睡觉对谁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讯室和宾戈游戏。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写信者本来就没让人把他生下来，但生下后一直是我们完美无比的教养机构的俘虏，先是青少年罪犯，接着又是关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马上要被释放到一个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在相隔了远远超过十年之后，自由意志又将闯入。他该怎么办？我，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今天给他写了回信：“加入教会。”我这么写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成年流浪儿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环境。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推荐人文主义。对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公民，我不会提供这样的推荐。
患梅毒的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说，只有具有坚实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怀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像我一样属于生活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可以在世俗的知识和希望中得到足够的乐趣，而大多数人则不然。
法国作家伏尔泰是小说《天真汉》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亚伯拉罕①。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头脑简单而又受了惊吓的雇员面前掩饰了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的蔑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稳定剂。
在二○○一年夏天我带着恐慌不安的心情对特劳特讲述了我向那个即将被开除出狱的人提供的建议。他问我后来是否有那个人的消息，这五年时间里，或者把重播也算进去，这十年时间里，此人情况如何。我没有他的消息。
他问，就算是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过教会，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说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将要成为我第二个妻子的吉尔·克莱门茨结婚之前。她和我都觉得到一个街角小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时髦。我们要去的是曼哈顿第五大道边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个迪斯尼式的圣公会礼拜堂。
“他们了解到我是个离过婚的人时，”我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忏悔仪式让我参加，直到我灵魂干净了才能在那里结婚。”
“你说到点子上了，”特劳特说。“你要是个监狱里出来的人，想想看你要钻过多少鸡屎堆。如果那个给你写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会收纳了，那么他很容易再一次进监狱。”
“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抢教堂的施舍箱？”
“不，”特劳特说，“因为为了讨好耶稣基督去开枪打死到人工流产医院上班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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