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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酒宴菜单的副作用，在许多伟大美国作家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时震之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离宫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个客房套间都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和尤金·奥尼尔①套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刘易斯②套间在三层。约翰·斯坦贝克③套间在汽车房里。
自由意志重新闯入的两个星期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离宫时惊呼道：“你们的四个摇笔杆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赌博毁了另一个作家威廉·萨洛扬④。狂饮加上嗜赌搞垮了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一个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①，赌博中获得的最大刺激是什么。他说那是在一场通宵赌牌中他输得精光后获得的感觉。
几小时以后他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钱又回到了赌桌边，也许是向朋友借的，也许典当了用品，也许找了放高利贷者。他在桌边坐下，说：“算我一个。”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说，他的许多朋友失于对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尔戈·特劳特沉迷于用墨水在漂白铺平的木纤维纸浆上以二十六个发声符号、十个数字和八个左右的标点符号进行有特色的横向排列，同样难以自拔。对任何把自己想像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他是个黑洞。
我两次结婚，一次离婚。我的两个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同特劳特十分相似。
我母亲沉湎于富人的生活，习惯了佣人和无穷无尽的开销账单，喜欢举行奢侈的晚宴，经常坐头等舱去欧洲旅游。因此，可以说整个大萧条期间她受尽了孤独症的折磨。
她经历了文化适应！
经历了文化适应的人是指那些自以为是某类人，而发现别人已不再把他们当做那类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以往了。一场经济灾难、一项新的发明、外国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产生这种效果，快于你说一声“杰克·罗宾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个美国家庭》中，特劳特写道：“对任何种类的爱构成最有效打击的，是发现你原先合适的行为现已变得荒诞不经。”他在二○○一年的海滨野餐会的谈话中说，“要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杜会的状态下生存，那么文化适应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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