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班级管理的“麦当劳化”
作者：李寅滢 张 磊
一、 班级管理中的“效率至上”
适应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需要，在企业中各项管理、制度乃至人的行为，都逐渐地被合理化，这是由社会学家韦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予以阐明了的。当这种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运用于学校中时，学校管理者也在不断探索着最为合理化之路，班级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被“合理化”了，班级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学生与教师的行为均依据学校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被“合理化”了。“班级授课制”产生的动因就在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实现“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想。因此，现在的学校教育采取“班级授课制”这一教学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追求效率。尤其，现在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已转入自觉状态，而且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逐渐精致化和程式化，更显现出对效率的高追求。班级授课制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上。对于学生来说，他在教学过程中唯一需要、能够做的就是“接受”来自教师现成的知识。虽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人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对它进行了研究，并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学说、流派，然而，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3]。
教师最关心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追求高分。学校、教师及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要求非常明确、单纯，高分是共同追求的目标。高分使学校有名，家长有光，说明领导管理有方。社会在追求所谓的名学校，家长在追求所谓的名教师，家长也希望教子有方，这一切都要以分数来衡量，教育的功利色彩很浓。其二，追求高升学率。学校为求生存发展以及由于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差异，普通中学与薄弱中学的差异，所有学校都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唯一办学目标给班主任带来巨大的压力，班主任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升入重点学校，把心血都倾注到那些“智力好”、“智商高”、“善学习”、“会考试”的“尖子”学生身上。这样的学生越多，班级的升学率越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越高，教育者的办学“信心”越足，归纳总结的“经验”越丰富。由此，为数不少的学校，都以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和进入重点学校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哪个班主任如果不抓升学率，放松智育，哪个班级和班主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由此班主任很难有精力去抓班集体的建设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不仅遮蔽了学生也遮蔽了教师，班级的教育和教学双重任务被遮蔽了。处于共同的狭小世界下，班级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厂房，学生被视为需要被加工成标准化产品的原材料，人的精神丰富性、自主性也就免去不谈了，班级教育的 “开启”、“建构”之本性早被驱逐了。
二、 班级管理中的“数目字管理”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重新解释和塑造我们的生活，它把我们的生活简单化，这种简单化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数字化。数字的符号意义越来越大于文字，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由数字来显示的，你的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银存款号码，诸如此类，离开了这一串一串数字，我们也就无法表明自己和证明自己。为什么要用数目字管理，因为数目意味着简单、明快、清晰。实用的数字遮蔽了其背后的歧视与不公，数字遮去了相貌、性别、爱好等等。一个所追求的成功是其所拥有的财富具有多少个数字，在权威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占据什么位置，衡量一个人看其外表具有含金量多少，大到其住宅小到身上所穿戴的一个首饰等。数目字的管理泛化，穿越不同文化之隔，跨越了地域之隔，“今天你身价多少”，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价值理念。
班级管理的过程中也同样被数字包围着。可比较性、可衡量性成为科学考评班级成员的要素。以评价机制为引导，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相应对成员进行评价的量化准则。而这些考核的结果也是支配学生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4]
好学生的标准是分数，好学校的标准是分数归纳出的升学率。教师教好学生的标准是提高分数，学校办好的标准是提高升学率。教育者的眼中儿童成为了分数的符号。在划一的手段下，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这样的划一，打击了多少儿童的自尊和自信？扼杀了多少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扭曲了多少儿童的性格和心灵？这样的划一，给儿童个性发展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呢？学校教育现场已经无“人”，分数将儿童逐出了教育的视野。“分、分，学生的命根”是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前的学校主流价值观趋向为“应试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操控下，考试成绩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因而，“考试成功至上”成了教师们所共享的主要愿景，同时促成了教师错误的信念，操纵着学校文化，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活动，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背景，并派生出了“控制学生”和“分数至上”的两大主要信念。因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考试成功，分数至上”这一目标行进，很难真正去关照每一位具体个体的需要，也不可能使每位个体都得到充分发展。
三、 班级管理中的控制和规训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每天在校上课、做作业等学习时间最多的为16小时，最少的也达到了7小时，平均约为11.5小时，从早读课、上课以至晚自习等，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时间的交替与学科内容的变换，甚至一部分学生回家后还要加班加点，学生很少有休闲的时间。因此，整个班级的学习生活方式是按照“一元时间”来进行的，学生不停地从一门学科的学习转向另一门学科的学习。美国学者霍尔在研究隐性文化时曾提出“一元时间”的概念，它与“多元时间”一起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一元时间意味着给生活（包给活动）安排一个时间表，严格按时间表行事，每次只做一件事。霍尔指出:“一元时间是随意性的强加于人的……它似乎是被当作了组织活动的惟一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然而，它并非人体节律和创造驱力中固有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5]所以，通过“一元时间”的控制，使学生养成了守时的同时更多地是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因为，当学生正愉快沉浸在一种学习中时，他可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想象世界中，完全忘记了时间，可是班主任老师的提醒使他马上意识到另一种约定的到来，使他学会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从而阻止了学生想象力的延续与延伸。
教室是班主任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教室的场景素描不仅体现着班主任教师的内在追求，也体现着学生“身份”与“地位”的高低。走进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教室前台黑板的上方贴着“自律、自强、自立”六个大字，右边上方悬置一台电视，下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同时还挂着“纪律量化考核流动红旗”和“两操量化考核流动红旗”，教室两边的墙壁上是一些名人名言，内容体现为要求学生立志报国、惜时好学等方面的。因此，教室四周空间的这种布置无疑会给学生一个警示：教室是学习的场所，纪律是有效学习的重要保证，不容违反。教室里的课桌椅是秧田型的，前面是教师讲台，讲台后面摆放着整齐的桌椅，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空间比较小，整个教室显得比较拥挤。每个人被按照成绩并结合身高安排在固定的位置。“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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