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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伦理提升
作者：吴 平
一、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涵
１９１２年２月中旬，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审美教育。蔡元培主张教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心”，强调公民道德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是统一的整体所不可或缺的。首先，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之竞争，如果靠武力和财力，“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劳资“血战之惨剧”，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强兵富国”，进行“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固然是“当务之急”，从根本上说，进行“公民道德之教育”[２]，显得更为重要。其次，他从论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出发，强调人类必须满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两种需求。蔡元培说：“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常常受‘脑饿’的痛苦。”他把“增进知识”与“修养道德”看成是相辅相承的关系，而道德修养则是最根本的。“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３]
蔡元培是一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强烈刺激下，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振兴中华，他把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１９１２年５月，他曾指出，“爱国心者，起于人民与国土之感情”，而“人民爱国心的消长”又与“国运之消长”息息相关。所以，“人民的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有之则一切国家之原质皆可以陶冶于其永锤之中，无之则其余皆骈技也，”“人民之爱国心”是“随国运为盛衰的”。
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蔡元培提出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变受教育者传统的封建意识，树立全新的学习观和人生观。他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宣言：“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兵可强，国可富；但是公民无道德，则不免智欺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３]。”他指出，必须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容的“优美之习惯”，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必须以民国时代的“新教育”来取代满清时代的“旧教育”。
二、蔡元培公民教育思想的现代伦理提升
今天，我们研究蔡元培的有关德育的主张，进一步提升他的公民道德思想理念，就是要学习他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赋予德育工作以全新的内涵。始终坚持德育首位，逐步构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并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以世界观、人生观教育为重点的德育工作体系。
１．社会转型时期公民道德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公德心和责任心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底在北京召开了题为“面向２１世纪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总结报告指出：“工业化导致了世界许多地方传统家庭的结束。现在许多地方，核心家庭已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损人利己动机的驱使。对为社会服务和树立对社会利益的责任感越来越没有兴趣。需要回到具有关心特征的早期时代价值观。”基于以上认识，会议对２１世纪的教育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会关心，使公民学会关心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最初切入点。培养公民公德心和责任心，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重视德育中的自我教育的作用。蔡元培重视通过“修己”、“自省”、“自制”等自我教育的途径来实现德育的目的。首先，蔡元培认为，德育“其本性在乎修己。”其次，蔡元培认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各异，因此在修养德性时，“宜各审其资禀，量其境遇，详察过去之历史，现在之事实，与未来之趋向，以与理想相准，而自省之。勉其所短，节其所长，以求达于中和之境。”[３]再次，蔡元培认为情欲并非坏事。高尚的志趣，伟大的事业，往往发源于此。但如果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欲而放纵之，就会带来恶果。若是一国之民皆被情欲所虏，后果更不堪设想，“则夫政权之改良，学艺之进步，皆不可得而欺，而国家之前途，不可问矣。”[３]可见，蔡元培注意到了德育过程中个体自觉努力的重要性，他要求人们在修德养性中有自我认识、自我激励、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矫正、自我评价的能力，培养自我学习、自我改进、自我陶冶的习惯。
（２）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责任心是一种道德情感，它反映的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与行为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一个对国家的未来、对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的人，责任感必定是很强的。强烈的责任心只能来自强烈的爱，如果行为的主体深深地热爱着他所服务的事业，把它看得高于一切，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之中，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在道德情感、道德观念、道德习惯形成过程中，必须有外在的制约力，并在强化外在的制约力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对人民承担的道德义务和应有的道德良心，逐渐使人们的行为动机摆脱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局限，树立正确的道德原则与价值取向，使人们的整个道德境界有所提高。
２．倡导明礼诚信和团结友善的公民道德规范
（１）强调德育重在实行。蔡元培重视实践在德育中的作用，他特别强调“积小”、“勤勉”、“持之以恒”等具体方法。在德育实践过程中，蔡元培反对一成不变地照着前人的路去走，要求根据不同条件，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蔡元培提出德育“重在实行”，说明他已经开始注意到我国传统德育中，教育者只从自己单方面的期望出发，或从某种本本出发，而忽视或无视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作用。这种弊端至今仍毋庸置疑地存在着。他也注意到，德育必须联系受教育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做到有的放矢，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才能对受教育者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提高德育的实效。
（２）明礼诚信和团结友善。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４]。向中国公民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２０字的基本道德规范。
“明礼”，狭义地讲，就是讲究“礼仪”和“礼让”，包括重礼节和讲礼貌。公共场合的“礼仪”、“礼让”，包括“礼节”、“礼貌”，不仅事关个人的形象，而且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国格，因此，决不能把“礼仪”、“礼让”、“礼节”、“礼貌”，通通斥为虚伪的繁文缛节而加以轻视。广义地讲，“明礼”就是讲“文明”。从这个角度看，“明礼”就不是一般地讲“礼仪”、“礼让”，不是专注于“礼”的倡明和践行，而是讲注重公共文明和公共道德，讲《纲要》中强调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注重的是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的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自觉遵守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道德规范。
“诚信”的基本内涵，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诚”主要是讲诚实、诚恳；“信”主要是讲信用、信任。“诚信”的含义，主要是讲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诚信”首先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孔子讲“民无信不立”，是指国家的统治者应取信于民，否则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诚信”还是市场经济领域中基础性的行为规范。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突出强调“诚信”规范，无疑具有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针对性。
“团结友善”讲的是公民之间应该彼此团结，应该友善他人，建立起一种和睦友爱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人群和组织中的，因而不可能不与他人打交道。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他们友善的人必然会得到他人的友善，对他人敌视的人也必然会受到他人的敌视。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常常陷入困境，而一个多助的人则处处都是坦途。能否团结他人、友善他人，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团结友善的意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公民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都同等地享受着国家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一个人不论职位如何，不论文化水平如何，不论民族和宗教信仰如何，不论贫富差别如何，没有贵贱之分，因而也就不能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以富傲贫。公民与公民之间应当怀着友好的愿望，抱着彼此平等的心理相互对待。
参考文献
［１］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２］ 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３］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４］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２４．（责任编辑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