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铸炼品格:教育的本义

作者:黄 健




  教育是传递社会文化精华、凝聚人生发展能量的崇高事业。它对人的深切关怀不仅表现在对人现实成长的关注,更体现于对人终生发展的眷顾;不仅体现于提升智力的热心与诚恳,而且体现于完善人格的自觉与执著。在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却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自身的使命,窄化着自身的职责:先把培养人减缩为传授生活的技能,再把传授生活的技能减缩为掌握书本上的学科知识,最终又把掌握书本的学科知识减缩为追逐试卷上的分数。在这种狂热的追逐与比拼中,教育最终失落了它的本义。
  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帮助一个人掌握多么精深的专业技能,也不在于让他们谋取多显要的职位,而在于让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建塑起一个独立、和谐、完善的人格,在于使他们能自然地融入社会,并找到自身的位置,在于充分认同和善于挖掘自身的潜能禀赋,并把它们发挥到最高的限度,最大程度上去实现人生的意义价值。然而人们似乎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辽宁师范大学与日本富冈教育大学在对中日2749名儿童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儿童表现出来的问题有:惟我独尊、骄横任性、不尊敬父母长辈,合作性与独立性差、懦弱、胆怯等。同一时期,中美心理学工作者在对中美大学生心理比较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大学生比较退缩、疑忌、胆怯、敏感、压抑、情绪不成熟、依赖他人、乐天知命、世故冷淡。这些问题在当今变得更为突出。试想,一个性格乖僻的人满腹的才学又有多少意义?一个连自立都难以做到的人,还敢指望他为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所以合格的人才寄希望于合格的教育,合格的教育应该建基于它的本义。
  
  一、什么是“教育的原点”
  
  我们的教育所以显得不太规则,关键在于没有找准“教育的原点”。所谓“教育的原点”就是教育的目标定位。一旦这一“原点”发生偏移,那么学校所有的政策措施、管理行为、教育手段、教学策略都会变形走样,轻者会无意中缩短教育的半径,重者会让教育陷入盲目和混沌。
  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多年来我们虽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然而除了擅长考试之外,我们却很难概括出他们身上其他更多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也掌握了相当深度的学科知识,但在创造能力方面却实在难以恭维。不仅如此,尤其叫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非智力因素方面表现为集体性的残缺,在情商方面更是表现为普遍性的低下。视野狭窄,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缺乏自信心、意志力薄弱、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技能,这已成为我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有一则报道就很能说明问题。每逢周末晚上,在南京市丹凤街上就会出现一个衣着整洁、戴着眼镜、一身书卷气的乞丐。他竟是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热能博士!据其当年的导师介绍,这位陈博士很聪明,还曾是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燃煤磁流体发电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后因个人家庭问题辞职在家,不愿也不想再找工作,就这样,他就走上了乞讨之路,成为“中国目前学历最高的乞丐”。是什么原因养成了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并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想仅仅怪罪陈博士的“不争气”、“不自爱”显然有失公平。一个有如此灵气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的教育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太热衷于“教书”而又太忽视“育人”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在“教书育人”这个逻辑前提下进行的,先教书而后育人,或者以为教了书就等于育了人。这样一来,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就将重点放在“教书”上,围绕如何传递知识这一“教育的原点”来展开,“育人”反倒成了点缀和陪衬。课堂、课程、教材和教法成了改革的焦点,结果是课堂与课程改来改去,教材与教法变来变去,培养出来的却仍是性格残缺、不能自立的学生。
  虽然当初提出“教书育人”这一口号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作了片面的理解,在认识上颠倒了两者的主次轻重关系,自然就导致了行为上的彻底变形,再加上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和教育评估机制的制约,“先教书后育人,只教书不育人”就被普遍接受和认同,不仅觉得它合情合理,甚至感到天经地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道理,小道理,考取大学才是硬道理”就是对它最好的注脚。
  “育人”与“教书”孰重孰轻,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早已作明确的阐述。大凡教育经典和权威论述都把“育人”放在了首位。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是第一位的,而文化知识的学习则是在做到前者后有剩余精力之后第二位的事情,明确地把“做人”放在“学文”之上。苏格拉底以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本位价值,把获得知识作为养成美德的手段。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是基于对其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日本学者井深大在批评日本教育时曾指出:“我强烈地感到,迄今的教育仅把教育焦点集中在智能方面,只追求了‘一半的教育’,而忘记了培养精神或树人的‘另一半的教育’。总之,最重要之处,并非培养以知识为中心的能力,而应以培养精神、培养品德开始。”
  变“教书育人”为“育人教书”不是为了显示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或是别出心裁地玩弄新鲜说法,而是为了重新校正二者关系,为了更加强调教育在道德品质的形成中应起的作用以及“育人”在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尽管“教书”之中也包含了“育人”的成分,但“育人”的内涵却不是“教书”所能全部包容得了的,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该以“育人”为教育的原点,这样,教书才不至于失却灵魂,所培养出来的才不至于是博士级的乞丐和乞丐式的博士。
  
  二、什么能够改变命运
  
  时下,在媒体上流行一句非常时髦的话——“读书改变命运”。因为重复了无数次,很多的老师、学生及其家长把它奉为真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读书的确能够改善人的心智,心智的改善也的确有助于命运的改变。但一个人心智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命运的改变,要改变命运必须以良好的个人性格为先决条件。当一个人具备了生活的习惯和本领,具备了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态度,具备了遵守社会规范的认识和自觉,具备了与他人融洽相处、合作交往的心理和技巧,读书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离开这一切,读书则未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我们把“读书改变命运”推崇到不适当的地步,读书反而会加速弱化其他能力,最终让一些人成为命运的弃儿。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王宝祥先生曾做过一个全国性调查。在他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有85%的家长认为进行道德教育对孩子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一系列选择性题目中,家长们作出的回答排在前三位的都没有德育。家长们最关心还是孩子的学习、分数等智育问题。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家长们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认识与行为脱节的现象。许多家长普遍接受的还是分数型和学历型的成才模式,对道德、心理等等都表现为潜在的淡漠。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则能理智地看待读书与性格在个人命运中的作用,并由此获得成功。《拾荒者的育子奇迹》一文中所介绍的优秀家长祁桂云的事迹或许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启发。她丈夫因患癌症于1989年去世,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出生时因难产导致弱智,小儿子苑振超在她的教育下出类拔萃担任过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校文学社社长、校刊主编、全国优秀学生干部,曾在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全国物理奥赛二等奖,高考中被清华大学录取。下岗以后靠捡破烂为生的祁桂云没有刻意逼迫孩子读书,而是更多地用积极乐观和坚强自信的人生态度来影响和教育儿子。她的育子经验是:即使日子像黄连一样苦,也要教育子女正直做人,决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如果一个孩子有了坚强的意志,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苑振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我妈妈在面对苦难时从没有倒下,我相信我也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所以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即使学业上未必非常出色,我们对他的一生仍然可以报以乐观的期待;相反,如果一个仅仅学业优秀,性格上却存在明显缺失的人,我们难以预见他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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