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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在演说中，丘吉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大肆攻击，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了下来”，铁幕后面国家的人民正在忍受着痛苦，而美国应当与讲英语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此言一出，立即在世界引起重大反响。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发表谈话，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式对立。

　　随后，双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集团，这就是北约和华约。到50年代，两大军事集团已经多次发生对峙，在柏林，在伊朗，两大集团剑拔夸张，世界大战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双方在走到战争边缘时都后退一步，战争没有爆发。可是，留在双方心中的疑心却越来越重。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认为，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的大片领地，’‘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坏美国的完整和活力”。面对这种威胁，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

　　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美国决策层出现了一种危机意识。美国情报部门判断，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凡是东西方有接触的地方都可能遭到苏联的进攻。因此，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就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起的，北朝鲜在采取行动之前不可能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认可。美国政府认定，苏联的目标是清除北亚大陆上最后一个残存的反共桥头堡，损害美国和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这场战争非用武力不能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军方的反应更是强烈。

　　大战结束后的几年，美国几乎没有打过真正的局部战争，军方领导人的头脑中也没有有限战争的观念，认为只要爆发战争就是世界大战。当朝鲜战争一爆发，他们立即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开始了，苏联要同美国一决雌雄了。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权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如不采取行动保卫朝鲜将是绥靖主义。

　　历史证明绥靖行动是接啤而至的，其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一位名叫格兰·佩奇的历史学家贴切地写道：“做出有关朝鲜的决定的真正依据几乎同朝鲜本身毫无关系。”美国决策者认为，扔下南朝鲜不管是错误的。美国除了反击外，别无其他选择。这种错误的历史类比方法，从一开始就使美国决策者误入歧途。

　　但是，美国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决定。苏联的扩张必须得到遏制，但美国并不希望美苏之间发生一场热战。艾奇逊指出，过去三天所作出的决定很可能将美国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中去，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杜鲁门于6月26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说明，美国的政策是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亦即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这一意图也清楚地反映在安理会6月25日和27日通过的决议里。在给美国远东海空军的第二号指令中，美国将战争目标规定为“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当美国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称“朝鲜发生的事情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它反对其他国家干涉朝鲜内政”时，华盛顿总算如释重负：苏联将不会介入战争。

　　中国的态度是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另一个因素。由于中朝是邻邦，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在决定干涉朝鲜内战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有关部门甚至认为，如果会有哪一方面介入朝鲜战争的话，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比苏联还要大。中央情报局7月8日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苏联不会公开卷入朝鲜战争，但它有可能“秘密或公开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 ， 如果苏联要求中国采取行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唯命是听。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部署允许它对朝鲜进行干预……以不加警告的方式进行。”

　　8月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向杜鲁门呈递了一份报告，承认中央情报局对其他国家是否会干预朝鲜问题无法判断。报告称，一个月前，在汉城组成了一个由50名苏联人、20名中国人和刊名朝鲜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这是外国军队准备进入朝鲜的一个“可能但又不确定的迹象”。但是，报告也承认，自1946年以来，中共就在北朝鲜设立了一个联络处，即使这个报告是真的，它也不一定表明中国人、俄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进展。

　　尽管如此，中国可能会参战就像一把剑一直悬在美国决策者头上，在决策时他们不能不考虑中国政府的态度。当安理会通过制裁北朝鲜的决议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跃跃欲试，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说实在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刚刚从大陆败回台湾，可以说是自顾不暇，蒋介石之所以急于向朝鲜派兵，只不过是想借机把美国与国民党这艘快沉的船捆在一起，这与杜鲁门的想法恰好背道而驰。美国还担心，让国民党参加朝鲜内战可能会刺激中国政府。于是，美国拒绝了国民党政权派兵参战的要求。杜鲁门批准的不准美国空军飞越朝鲜北部的边界进行侦察活动，同样含有不刺激中国的目的。

　　美国政府不准备“刺激”中国，但是．它却认为
　　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又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
　　海峡，从而使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可避免。

　　但是，事态并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美国政府决定卷入朝鲜内战后，中国参战已成必然。因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在退出中国后，于1950年再次卷入中国的内部纷争。

　　1950年五月5日，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杜鲁门除了申明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外，还就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尾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原文“美国目前无意…”中的“目前”是杜鲁门听取了布雷德利的意见后加上的。布雷德利的理由是，以后中共可能南下，美国届时可能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杜鲁门本人已经把国务院起草的原稿中“美国无意”一词由将来式改为现在式，再加上“目前”二字，其含义更加明确。

　　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留有尾巴的声明在美国政府内部也遭到很大反对。军方强烈反对政府放弃台湾。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作出决定：过去制定的、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不让苏联得到台湾的应急计划的有效期应延长到1951年底。国防部也连续多次提出建议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目的政策声明，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苏联已经“接管”中国，为了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必须把一个由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得到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国防部长约翰逊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不惜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这一观点发表意见。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形成最后的政策性文件。

　　决定性的改变发生在朝鲜内战爆发后。6月25日，美国政府作出干涉朝鲜内战的决策，同时，艾奇逊建议总统下令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此举意在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也阻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他还说美国不应与蒋介石拴在一起，台湾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他的建议得到军方及国务院和国会代表的支持。 杜鲁门只补充说，台湾的地位也可由对日和约决定。6月 27日杜鲁门公布了上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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