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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时,留下8角钱,说是给苞米茬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1934年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50多人,义勇军‘黄炮’队伍100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7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5月14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400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1000余人,加上400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1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7次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1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装进了20多斤火药,14~15斤碎铧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就这样,到1934年的夏天,珠河游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7月,各地代表来到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15 凶信频传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1933年12月31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1934年3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一种办法。

  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1934年6月28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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