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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后来程子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脚上曾带过镣铐,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以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仝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的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甫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三七年,她们一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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