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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8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1944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1943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115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6个大战略区中,1942年和1943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1938年8月,萧华率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2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14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1939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115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400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1941年春天开始,115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115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1941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1942年春,山东分局与115师决定把1939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1942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90%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1943年3月11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1940年调离边区,担任过115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1942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1943年6月30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5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1943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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