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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8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9月2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

  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115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115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115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115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115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115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2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115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115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115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1939年,115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6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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