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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八章 祸起萧墙

  1938年秋,115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1938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5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5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7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由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9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4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1939年4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51军、第57军约2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5月15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1939年6月,日军2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115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6月21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115师师部及686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7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115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8月1日,第1纵队又致电115师,要求将686团调往鲁南,于是686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8月上旬,115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9月1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9月4日,八路军集总致电115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686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115师的344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AB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12月,由115师第685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4000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1、2、3、4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8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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