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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崔华前
[关键词]朱熹，德教方法，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2-0099-04
[收稿日期]2005-11-20[基金项目]*合肥工业大学校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编号051702f）
[作者简介]崔华前（1969-），男，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著述甚丰，后人将其著述辑为《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他以孔孟之道的正统自居，综合北宋以来的各家学说，兼收佛道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完整的德教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循序渐进法、养成教育法、启发诱导法、意志锻炼法和自我教育法等德教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当代德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习、汲取。
1“教人有序”的循序渐进法
所谓循序渐进，是指道德教育要依据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思想认识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等，依序施教。循序渐进是儒家极力强调的传统德教方法，如孟子的“不助苗长”（《孟子公孙丑》）、《学记》中的“不陵节而施”和“学不躐等”、张载的“穷理亦当有渐”（《语录上》）、二程的“君子教人有序”（《遗书》卷八）等思想，都旨在倡导循序渐进法。但明确提出循序渐进法的，当首推朱熹。他在注释《论语》“下学而上达”时说：“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四书集注》卷七）。此外，他所谓的“君子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卷八）、“不可求欲速之功”（《四书集注》卷八）、“君子教人有序”（《朱子语类》卷八）等，也都在强调循序渐进法。那么，如何实施循序渐进法呢？朱熹认为，就教育者来说，应该“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同上）、“下学上达，循循有序“（《续近思录》卷二）。即教育者应该由近至远、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由下学至上达，依序施教；就受教育者来说，应该“学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依次序“（同上）、“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同上）、“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四书集注》卷七）。即受教育者应该由近而远、由易而难、由下至高，量力而行地学习。朱熹断言，只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德教方法，即使是材质愚钝之人，也可成才。
毛泽东说过：“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毛泽东关于认识形成过程的论述，对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受教育者正确的道德认识的形成往往也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是一个施教主体认识对象，转化对象的主体行为过程，更是一个“教”“受”双方的互动过程，是纵向瞻前顾后连续作用的过程，是横向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思想道德教育诸要素相互联系、运动和作用的过程，“教”要通过“受者”的内因才能起作用，而“受者”也有一个反应、接受、“内化”、“外化”的过程。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切忌急于求成，不可犯“急性病”，不切实际地过急过高地要求受教育者，幻想一蹴而就。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既存在着“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愚蠢做法，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的弊端。因此，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高度重视二程倡导的循序渐进法，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2“化与心成”的养成教育法
所谓养成教育，是指教育者应尽早帮助受教育者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要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化与心成”出自《小学书题》：“必使其讲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这里的“化与心成”，旨在倡导养成教育，强调德教应该从“幼稚之时”就要开始。他又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已自是圣贤坯璞了”（《朱子语类》卷7）、“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同上）。这里，朱熹通过“古者”及早施教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极力突出习惯养成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防微杜渐的高度必要性。为了实施养成教育，他还亲自制定了《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详细规定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细则。
朱熹的养成教育法，是对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庄子的“美成在久”（《庄子人间世》），荀子的“积善成德”（《荀子劝学篇》），《礼记学记》中的“禁于未发”，商鞅的“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商君书更法》），董仲舒的“众少成多，积少致巨”（《汉书董仲舒传》），刘备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王充的“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率性》），颜之推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颜氏家训教子》），二程的“养正于蒙”（《伊川易传》卷1）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草木之长，不见其有予而日修，为善日益也似之；蘼不见其有夺而日薄，为不善日损也似之”（《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林则徐的“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2]等，都旨在强调养成教育。
未成年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他们由于年龄小、知识少和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因而往往思想不稳定，是非观念模糊，对人对事缺乏正确的评判能力；他们的模仿性很强，同时又有很大的可塑性，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既可能在外界的正面引导和自身的严格要求下，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可能极易受到外界错误思潮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俗话所说的“嫩枝易变也易直”即是此意。未成年人小时沾上了不良的思想品德，如果及时矫正，还能改变过来。如果听之任之，等长大以后再去矫正就困难十倍、百倍。因为不良的思想品德一旦形成，要把它改变过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业已存在的不良行为习惯的抗拒与阻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造比塑造更困难”的道理。许多事实证明，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往往是在小时侯就打下的基础；不好的、甚至坏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也往往是从小时侯就开始养成的。“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从小看大，三岁知老”等民间俗语，虽有其片面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人从未成年时期就要从小处、细微处着眼，将错误的思想言行及时地扼杀于萌芽状态，以免铸成大错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犯点小错没关系，对孩子的错误采取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态度，等到孩子的错误由小到大、由轻到重、恶习已成、积习难改，甚至违法犯罪时，已悔之晚矣。可见，朱熹倡导的养成教育法，对于当代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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