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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的转型
作者：吕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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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尚义街六号》客观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校园诗人的生活场景，与之前的朦胧诗相比，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表现方法的客观叙事化和语言的生活口语化等特征，从而完成了当代先锋诗歌从神圣崇高到平凡世俗、从象征隐喻到客观呈现、从意象到语言的转型。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转型的重要代表之作，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引发广泛论争的时期，通过论争，朦胧诗渐渐得到评论界和社会读者的认同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朦胧诗”一词也由开始的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谈论朦胧诗成为一种时尚，模仿朦胧诗的风格、方法进行创作也成为许多诗人的选择。与此同时，一股新的诗歌潮流正在地下涌动，并在1986年正式登上文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第三代诗”。第三代诗人在当时大多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打着反对朦胧诗的旗号，追求一种与朦胧诗不同的审美风格，于坚便是第三代诗人中的重要一位（从年龄上来看，于坚应属于朦胧诗人一代，但从诗歌观念及成就来看，则应属于第三代诗人，在他身上呈现出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诗转型的特征），《尚义街六号》（写于1984年，于1986年发表于《诗刊》）也便是这种文化环境的产物。那么，《尚义街六号》与当时广为流行的朦胧诗相比，具有哪些不同之处？它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第三代诗的主要特点？它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无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朦胧诗人大多以一种贵族的姿态进行写作，扮演着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角色。在他们的作品中，希望、未来、国家、民族等成为常见的词汇，关注祖国的命运、思考民族的未来，成为其诗歌的重要主题，北岛的《我不相信》、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杨炼的《大雁塔》等是其中的代表作。而第三代诗人在“文革”之后开始写作，他们的作品中缺少了朦胧诗中特有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他们宣称，“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①《尚义街六号》在这方面无疑具有代表性。
尚义街六号是男大学生宿舍所在地，是诗人与其朋友在一起度过美好青春时光的地方。作品描述了在尚义街六号一座法国式的黄房子里一群对艺术感兴趣的大学生的生活，是那个年代里校园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诗、谈恋爱、谈女人，像波希米亚人一样过着贫穷而又浪漫的生活。在诗歌中，没有了朦胧诗中的崇高与神圣，更多的是对日常生活的平凡、庸俗的描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与造神运动进行批判，神圣与崇高受到质疑与批判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文学领域，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受到质疑与批判，王朔的小说《顽主》系列具有代表性，且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写作时间的角度来看，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要早于《顽主》系列。作者写的是一群渴望成名却尚未成名的未来艺术家，在他的笔下，诗人、作家不再具有崇高的地位，不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反而成了嘲讽的对象。作者以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来解构朦胧诗的神圣性、崇高性，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以日常生活来对抗、消解朦胧诗的神圣性与崇高性，无疑具有超前性，他的这种努力与追求也成为第三代诗的共同特点。
二
朦胧诗人在“文革”的严酷环境中偷偷地进行地下写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异端思想不可能用通俗明了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加之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因此，象征、隐喻成为他们诗歌的主要的表现手法，这也正是他们的诗歌之所以朦胧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朦胧诗的朦胧、晦涩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是诗人的被迫选择，这在他们早期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然而，当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朦胧诗人仍然运用他们所习惯的象征、隐喻的方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朦胧诗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朦胧作为一种审美风格而广为流行时，许多诗人刻意模仿、运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进行创作，好像非象征、隐喻就不是诗歌，于是，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劣质的朦胧诗作。这种朦胧诗潮遭到了第三代诗人的抵制与反抗。大学生诗派的代表人物尚仲敏喊出了“反对现代派”的口号，在他看来，要反对现代派，首先要反对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因为“象征是一种比喻性的写作，据说只有当比喻是某种象征时，才能够深刻动人，因为最难以捉摸才最完美。象征主义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和晦涩，显然违背了诗歌的初衷，远离了诗歌的本质”②。而于坚则直接喊出了“拒绝隐喻”的口号，在他看来，文明以前世界的隐喻是一种元隐喻，诗人所谓的隐喻是隐喻后，“前者是创造的。后者是阐释。前者是个体、局部、偶然的、异质性的。后者是总体的、相似的、经验的。”诗歌隐喻的大量运用，导致语言被遗忘，隐喻成了运载工具，为了恢复诗的创造功能，于坚宣称，诗是对隐喻的拒绝，“对隐喻拒绝，破坏得越彻底，诗就越显出诗自身”③。可以说，于坚的这种诗学追求在《尚义街六号》中得到了具体的实践。
《尚义街六号》不再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进行写作，而是运用叙事的方法，描述一群校园诗人在尚义街六号的生活，表现他们作为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作者的笔下，老吴、于坚、老卡、朱小羊、李勃等是诗歌爱好者，尚义街六号就是一个校园诗人们聚会的场所，他（它）们是一种元隐喻，没有深度，没有隐喻的意义，不需要借助历史的、文化的意义来获得生存，他（它）们具有命名的效果，诗歌因而具有了原创性。
《尚义街六号》没有了诗歌常见的抒情性，作者只是客观地呈现在尚义街六号这一客观场所所出现的人、发生的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没有朦胧的歧义，词与物之间近乎单一的对应，呈现出清晰、明确的思想内涵；它清理掉了词语上的文化积淀，恢复了语言元隐喻的特性。因此，这首诗具有了命名的功能，成为第三代诗的代表作。
三
诗人是依靠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语言对诗人而言，是其存在的家园。然而，在不同的诗人那儿，语言的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朦胧诗追求象征效果，在语言上，表现为对意象的大量运用。意象是“意”与“象”的有机融合，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说，就是一个“能指”聚合多个“所指”，这样，能指与所指之间就有了多重组合，具有了歧义性，而这也正是朦胧诗之所以朦胧的语言学基础。许多诗人追求的都是深层的、多层的“意”，“象”只是一种工具、载体，只要获得了“意”，“象”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得意而妄言”，语言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意象与象征、隐喻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看来，隐喻的结果，是语言被遗忘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于坚要重新恢复语言的命名功能，“回到语言的元隐喻本性，而不是它的修辞行为。”在他看来，“诗‘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④于坚对诗歌语言的理解与追求，与韩东、尚仲敏等人的观点相一致，共同形成了第三代诗歌的诗学理论。
在《尚义街六号》中，很难发现所谓的“意象”，有的只是一些含义单一的词语，作者用一种日常口语化的语言进行写作，用客观的物象呈现男大学生宿舍的生活原貌，读者无法从中发掘出微言大义，这种语言与作者所要表现的世俗日常生活之间融为一体，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合一。作者运用世俗的词语来描写大学生的世俗生活，表现他们青春期的躁动与亢奋，二者相得益彰。作者甚至运用脏话入诗，如“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粗俗不堪，却新颖独特。选择运用粗俗的口语入诗，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表明其特立独行的性格，是第三代诗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遭到批评的主要原因。
口语化是否可等同于诗歌语言，这是自“五四”新诗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第三代诗”中又被人们重新提出来。实际上，口语化并不等于口语，更不等于诗歌语言。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有着很大区别，日常口语是一种未经艺术提炼的原生语言形态，它具有成为诗歌语言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诗歌语言；诗歌语言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口语、经过艺术提炼、加工了的日常口语。有些诗人未能正确地区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一味地提倡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从而导致出现大批“口水诗”。在这一方面，《尚义街六号》较好地处理好了口语与诗歌语言的关系，避免了“口水诗”的无聊与庸俗。作品中的语言虽具有日常生活口语化的特征，但它却是经过艺术提炼与加工的语言，因而具有诗歌语言的智慧、幽默与含蓄，如“老吴的笔躲在抽屉里/很少露面”，将老吴少于动笔、乐于当慷慨的东道主的个性呈现出来，幽默、形象、生动。
《尚义街六号》客观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校园诗人的生活场景，与之前的朦胧诗相比，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世俗性，表现方法的客观叙事化和语言的生活口语化等特征，从而完成了当代先锋诗歌从神圣崇高到平凡世俗、从象征隐喻到客观呈现、从意象到语言的转型。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转型的重要代表之作，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①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②尚仲敏：《反对现代派》，《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③于坚：《拒绝隐喻》，《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第311页。
④于坚：《拒绝隐喻》，《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