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仰望”的姿态与谦卑的灵魂
作者：张德明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推荐理由】
西川是“第三代”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优秀诗人之一，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他能将宗教的虔诚和生活的热望熔铸成迷人的现代汉语书写，其诗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通明超越的时空意识和遍及众生的悲悯情怀，郁郁葱葱地密布在字句之间。他的代表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创作于1985年，该诗显露了诗人对茫茫宇宙的蓦然参透，是心灵与大地和苍穹的融会贯通，自然的伟大照亮了心灵的纯真和高洁。诗中注入的“仰望”的生命态度，与此前的诸多诗歌在诗学品格上存在很大差异，这首诗从而成为了中国新诗从20世纪80年代由朦胧诗人开创的英雄主义启蒙话语向90年代经第三代诗人多方探索而建构起来的富于个人化的审美话语转型的重要标志。
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曾经从十四个方面来阐释“何为经典”的问题，其中有两条我认为说得极为精到，即“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当代诗人西川的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正是非常适合上述两条的新诗经典。当我们初读它时，恰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诗歌所言说的信仰与人生的关系，会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外许多熟知的文学经典来；而我们每读此诗一次，又都仿佛是初次阅读，总会得到新的发现和感受。在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史上，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将“仰望”的姿态与谦卑的灵魂植入新诗肌体之中，进而将新诗从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之际时代主题的变化和表达策略的扭转轻巧地交代出来。
这首诗创作于1985年，当时西川到中国西部游历，途径青海湖边的一个火车小站：比尔盖（地图上标示为比尔益），他偶尔仰望星空，顿觉一种神秘的力量从心间漫溢，带有宗教性的情感体验在身体内涌动，此诗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诗歌并不晦涩朦胧，而是通俗朴实，不过那种深挚的宗教情绪和通灵的心灵感知在文本中显得异常突出和强烈，显示出巨大的抓慑力，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情感冲撞和灵魂震撼。全诗只有21行，线索明晰，层次分明，有确切的起承转合的抒情线路，体现了诗人不俗的艺术表达功力和惊人的审美创造才华。
诗歌的开头5行是“起”的部分，既交代诗人内心领悟到的一种“神秘”的精神内涵，又作为一条思想主线统摄全篇。“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诗歌一开始就切入主旨，鲜明凸显了某种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这无疑是对此前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甚广的所谓“人定胜天”思想观念的大胆拆解，站在宗教的角度思考人生，理性地承认人的局限性与卑微性。海伦•加德纳曾指出：“对于信徒来说，宗教是或者似乎是一种天启，它不是编造的，而是赐予的，或者是从那些被赐予的人那里传下来的。这种启示自动显现，让人们怀着敬畏、感恩和崇拜去接受它；承认它有权提出要求和作出裁决，并要求人们用祈祷和忏悔来回答。”（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西川并非属于宗教信徒，但他对宗教力量与宗教精神的深刻领悟，使他也如信徒一样直观地觉识到神秘力量的神奇伟大、不可驾驭。一旦领悟到不可驾驭的神秘力量的存在，个人便不得不主动放弃主体性的存在，而作为一个“旁观者”进入事件之中，“听凭”那种神秘的力量来感发你，照耀你，穿透你。在宗教信徒那里，他们所信奉的“主”或者“上帝”等，是生命的天启和灵魂的光源，比如《约翰福音》就这样颂赞基督：“他就是生活，他的生活就是照亮人类的光。”这种天启和光源时刻都在“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那信号或许是微弱的，是隐秘的，但如果一颗心足够虔敬和谦卑，就能清楚地接收到那种“信号”，被那束光所启蒙和照亮，灵魂通抵神妙的境界，心灵找到最后的皈依。西川在开头5行的诗句中，对宗教这种神秘力量的写照是极为精彩的，富有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历史的层面上说，这几行诗句显示着诗人站在一个特定的精神视角上与过去时代的深层对话，对前此几十年来中国大地上自我膨胀的盲目乐观主义进行了尖锐指斥，暗示人类存在渺小与卑微的客观性；从文化层面说，它表征着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实用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渗透与改编的强烈意愿。学外文出身的西川显然对西方文化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深刻理解，可以说，他在诗歌中对那种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神秘力量”所作的极力推举和张扬，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西方话语背景的。
接下来5行构成了诗歌的承接部分。诗人在总观性地述说了“神秘力量”对于个体生命的精神意义之后，就将视角缩回，对自我的精神境遇作特定的写照。在这5行中，既具体点明了诗人思忖“神秘”的时间：“今夜”，也点明了诗人所处的空间位置：“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诗歌的抒情主体也自然地由上一节的“你”转换成“我”。 诗歌中写到“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对前文所述体验“神秘”的来由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与交代，又将这种“神秘”性推置到茫茫宇宙之中。西方哲人康德晚年说过，有两种东西令他愈来愈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西川在一个偏僻荒凉的火车小站“眺望星空”，获得了与康德一样神明的心灵感知，一种共通性的宗教情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照亮了中西的两个智者，这是相当令人称奇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诗中使用的双重视角，一重是从低处仰望高处，看到了宇宙的神秘和个体的谦卑；另一重是从高处俯瞰低处，看到了这里土地的“荒凉”和“蚕豆般大小”的车站。双重视角一方面显示了人类存在的复杂性特征，正如俄狄浦斯既是有勇有谋的智慧的化身又是流放四野的盲人，哈姆雷特既是受人敬仰的人文主义者又是遭人非议的怀疑论者和心灵变态者一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宗教信仰者的双重身份，宗教信徒其实都要同时扮演上帝和臣民的角色，在臣民的角度他可以非常虔诚地仰望上帝，在上帝的角度才能真正领悟宗教的精髓。诗歌的这一部分看似平淡，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当诗人眺望星空领略到茫茫宇宙中存有的神秘力量时，不仅自我心灵得到一场精神的洗礼，而且在被宗教感召的个体眼里，周围一切的景物也显示出无处不在的神秘色彩。接下来5节属于“转”的部分，通过描画周围景物的异常情态来折射领受到神秘存在的个体心灵状况。“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一种出乎意外的静谧充盈在宇宙之间，而青草“疯狂地生长”和马群“忘记了飞翔”，不过是借助两种有代表性的植物和动物不同寻常的生命形态，来强化神秘力量在世间万物间的渗透和流溢。接下来写“风”的两句非常出色，“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从时间和空间的层面来传递某种生命信息。“风”是一种集“空无”和“实有”于一体的神秘事物，我们在《庄子•逍遥游》里，已经领略到席卷大地、扶摇直上的大风的风采，而荆轲在易水边和乐唱出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千百年来令多少文人志士肝肠寸断。西川的好友海子生前写诗也惯爱使用“风”的意象，比如《九月》中的“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一句，这里的“风”同样充满了“神秘的力量”。西川诗中写“风”的两句，前句是从空间角度书写夜幕低垂下一个卑微的个体被一种“神秘”笼罩所呈现的生命样貌，后句则强调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宇宙之中存有的这种“神秘”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最后6行构成了全诗“合”的部分。“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两句，言说被神秘力量照亮后生命的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两种方式，事实上，不管是成为“某个人”，还是成为“某间陋室”，都极言“我”在被宗教性精神光束“穿透”之后的一种卑微性的生命自觉。最后4行写得十分空灵，“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形象地描画了心灵祭坛的星光熠耀、光芒四溅。“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以孩子的情态写“我”，强调接受神秘力量时的纯洁和虔诚。马丁•路德说过，“一个人只有在信仰中才会感觉幸福”，当诗人感觉神秘力量的存在，被一种信仰所浸润时，他的心灵一定也如这个“领取圣餐的孩子”一样，充满着幸福和快乐。
宗教信仰说到底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行动，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直接的精神对话，西川在诗歌中生动描画了一个感觉到宗教力量的个体“仰望”的姿态与谦卑的灵魂，显示出虔诚、执著、坚定的信徒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切合宗教的本体意义的，同时，这种独特的表达也预示着中国新诗中“英雄”时代的结束，常人时代的复归，因而是有着不凡的诗学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诗是中国新诗从20世纪80年代由朦胧诗人开创的英雄主义启蒙话语向90年代经第三代诗人多方探索而建构起来的富于个人化的审美话语转型的重要标志。
程光炜先生在评价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时指出：“1987年，我是通过这首诗记住西川的名字的。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难懂，显得朴素而平静，但它给人留下了‘仰望’的姿态。在80年代不免张狂的一代人中间，这样的态度实际是不多见的。”（程光炜《西川论》，《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这段评述是极为精妙的。回顾当代诗歌史不难得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诗坛分贝极高的颂歌与战歌几乎都是以“大我”作为诗歌最基本的抒情主人公的，体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激情礼赞，在这些诗歌里，我们很难读到诗人个体的心灵真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虽然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但那种审判一切、充当历史代言人的英雄主义情结无疑打上了过去时代深刻的思想烙印。客观地说，尽管朦胧诗带来了中国新诗的复苏和振兴，但朦胧诗本身并没有完全进入个体精神世界，朦胧诗的群体性抒情色彩还十分浓郁。真正进入个体心灵内部，带来诗歌创作的个人化书写的是第三代诗人，随着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李亚伟《中文系》等一系列优秀诗歌的出现，中国新诗的“个人化写作”才初具规模。而在1985年诞生的西川这首《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几乎可以说是吹响了中国新诗个人化书写的最初号角，它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成熟的艺术表达，成为了新诗审美转型中的代表性力作，具有不容低估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