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汉语小说艺术的短篇证词
作者：陈晓明 丛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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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历来凝聚小说艺术的精华，在机制复制文明时代，报纸副刊是文学传播的主要阵地，短篇小说一直扮演着小说艺术的主导角色。短篇后来被中篇抢过风头，那就是期刊时代崛起了。再到了长篇小说领风骚的时代，那就是印刷术、公众购买力、出版的全面市场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在今天还要加入网络电子媒体愈来愈占据文学传播的主导地位，短篇小说要生存确实是十分困难了。现今的作家看不起短篇，以为那不是大手笔所为；读者看不上短篇，以为不够过瘾。因为这样的过瘾不再是欣赏小说艺术，而是寻求更为充分的阅读快感。当今时代，我们不得不说是短篇小说衰退的时代，也必然是文学艺术性衰退的时代。当今写作长篇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没有经历过短篇小说的训练，一出手就是长篇，毫无章法可言，毫无节制的废话堆砌，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潇洒得很，但小说只能是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但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是文学走向终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文学一方面是如此繁华热闹，几乎是书写与阅读的狂欢节，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迎接它颓败的命运。在今天，作为抗拒颓败命运的一种方式，读读短篇小说或许不失为一点小伎俩；看看新时期中国短篇小说走过的历程，也不失为一种记忆。
这里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由国内久负盛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家定夺的，无疑都有各自极为充分的理由。只是小说实在是各有所好，要在新时期至今30年间，选出12篇小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肯定会顾此失彼。当然，对于我们的点评来说，难度恐又更大，因为这些名家所选，有些却又未必是我们所喜爱的，但尊重既定事实又是人之常情。所以，点评有不到位之处，还请批评指教。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由林超然教授推荐，理由是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反思国民性。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论者一般归为“改革文学”，指的是关于农村联产承包制时期的农民生活状况；也有认为是“反思文学”，反思的是农民依然具有“落后”意识。其实这二者界限本就不分明，何况好的小说往往难于归类，应该说，《陈奂生上城》在这两方面都有触及。“‘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高晓声以极富动感的语言开始叙述这篇小说，小说第一节描述陈奂生上城的过程，穿插以他近年来生活的巨大改善，语言的轻快节奏更为小说添加了喜气洋洋的色彩。对比其前篇《“漏斗户”主》，陈奂生境遇的好转显然拜改革所赐，高晓声对乡村“现代化”的肯定与讴歌毋庸置疑。但同时高晓声也提出一个问题，成为全篇的关键，即日子虽然好过，但陈奂生仍觉自己在人前矮一截子，因为他不会讲话，也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好讲。“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小说由此顺理成章地转入对农民精神生活的探讨。陈奂生病倒在车站，被认得他的县委吴书记送进招待所，怎奈改革似乎仍未能使农民陈奂生的生活水平好到舍得去住5元钱的招待所。忍痛掏了5元钱之后，陈奂生的表现堪称经典：“出了5块钱呢！”很多人在陈奂生一边嘀咕一边“糟蹋”招待所房间的细节上，发掘所谓当代阿Q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更突出的，当然表现在陈奂生回村之后，将这次遭遇演义成壮举——从此之后，他终于也有了经历，有了所谓的“精神生活”。而不难看出的是，高晓声在书写这种所谓国民性的时候，其实始终有一种体贴和温情：他理解农民的感情，尤其理解，农民何以会这样。小说因此比一般改革小说更多一个追问：农村的改革深化如何解决农民的精神心理追求？农民的精神生活怎么办？陈奂生们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确是“文革”能够滋生的土壤，但这性格难道不是农村长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吗？陈奂生身上似乎也可见阿Q的某种品性，但高晓声显然不是在严厉批判性的意义上来写陈奂生的，他还包含着对农民质朴的性格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还是反思农村依然贫困的生活给农民心理造成的困扰。
《陈奂生上城》对农民予以关注，而林斤澜创作于1981年的小说《头像》，则反思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损害。这篇小说由段崇轩推荐。《头像》讲述画家老麦在十年浩劫之后，屡次在全国比赛上获奖，似乎萌发了艺术上新的春天。而他的老同学梅大厦却已沉寂多年，老麦去看望这位老同学，才发现他已在默默努力下达到艺术的巅峰，只是酒在深巷无人知。梅大厦的悲剧，自然有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缺陷，但历数他的经历即可理解，这样的性格也是历史赋予。而梅大厦艺术上的造诣和他生活的潦倒形成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引起读者思考：新时期让一批人获得了新生，可是，还有没有像梅大厦一样埋没在历史当中的呢？林斤澜在小说的末尾似乎给出了一个希望，可是在现实当中，真的有那么多希望吗？这篇小说带有很浓的伤痕反思的意味，在文革后欢呼新时期到来的历史场景中，林斤澜先生还是颇为冷静地看到历史对一代人的耽误以及现在的忽视，林老的小说写得淡雅，叙述非常洁净，不作大悲大喜的呼喊，也不玩弄大起大落的技巧，依靠的是文字功夫，是讲述的纯粹功夫，虽然少了契诃夫的冷峻苍凉，林老如此淡雅的叙述，我总觉得有些契诃夫的味道，我以为它们是同一类的小说。
张承志的《绿夜》由傅书华教授推荐，理由是作为知青文学和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伤痕”和“反思”很快过去，张承志等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登上文坛并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些知青作家来说，“文革”就是他们的青春，不管这青春究竟是被耽误了，还是仍存几分浪漫和激情。上山下乡的生活将持续作为他们创作最主要的源泉，他们一次次饱含深情地回望那里，并从那里出发展开他们对于文学和时代的思考。作为第一代红卫兵，张承志显然对“文革”和知青生活怀有格外复杂的情感，《绿夜》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感。已经回到城市八年的“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绿色的锡林高勒草原，无法忘记那个单纯可爱的像“欢乐的小河”一样的小奥云娜，绿色的草原和纯洁的女孩，显然象征着知青一代纯净的理想主义。而与之相对，城市里的生活那么庸碌甚至肮脏。侉乙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眼中城里人的形象：卑琐粗俗，眼睛里只有钱，根本不能理解“我”的理想主义，而只会侮辱它。表弟也是一样，他是更加年轻的一代，和知青一代的“我”相比，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他没有历史，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我”那种沉重的感情，那种痴醉的寄望。这城市或许正是很多像“我”一样的知青八年之前急于回归的地方，但等到回归之后，才发现生活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城市已不是他们的故土，在精神上他们更多地和“草原”血脉相连。如果张承志止步于此，那么这篇小说不过是如梁晓声一样对于青春激情的怀想；《绿夜》的难得在于它向前多走了一步：他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锡林高勒草原。可是等待在这里的是那个纯净的精神故土么？好像是的：老奶奶还是那么慈祥，草原人还是那么好客，大草原还是那么绿……可是小奥云娜已经长大，她逐渐变成一个不再纯真的草原妇女，当她和粗俗的瘸腿会计乔洛以草原固有的方式调情时，“我”心中的理想终于破碎了：她再也不是那条“欢乐的小河”，只有“混浊的内陆河水正在干旱的大草原上无声地流”。理想主义总是美好而脆弱，而张承志的高明在于，他直面了理想主义的破裂，并在破碎之后真正认识了生活。他终于发现不但“表弟错了。侉乙己错了。他自己也错了。只有奥云娜是对的。她比谁都更早地、既不声张又不感叹地走进了生活”。如果说，在城市里的不得志和初回草原时的巨大失落，是知青一代彷徨无地的象征，那么张承志最终找到了道路，那是一种坚固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在活生生的未必那么完美的生活当中，依然抱有一种美好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