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心灵的隐曲 时代的浩歌
作者：温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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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世界文坛范围内，有两部自传作品值得记取，一部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另一部是《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这两部自传作品的问世，都在各自国家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79岁的格拉斯在《剥洋葱》中，第一次披露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因而这部自传具有了爆炸性；王蒙的《半生多事》更是因其披露了父亲王锦第的某些“隐私”而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两部自传作品之所以引发争议和轰动，在一定意义上在于它们都对传统的自传伦理形成了挑战和解构，体现了一种新的自传伦理——从“事实正义”到“良知正义”的转变。这两部传记因此成为世界自传作品的新收获。
一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传传统，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传记作品。虽然司马迁的《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实录”品格成为中国史传的楷模，但这更多的是表现为传记文学的一种理想性境界，事实上，“虚美隐恶”，为亲者、尊者、逝者讳，对传主的不自觉的“理想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似乎也已经成为传记的“自然”伦理，这其实是传记的一个伦理困境。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对历史深怀敬畏又具有某种文字崇拜的民族，这种伦理困境尤显突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传伦理？什么是真正的传记道德？“坦白事实是自传叙事的最高叙事伦理”①，在通常的意义上，“真实”被视为一切传记特别是自传作品的生命，也是其最重要的品格，“真”即“善”，在一部充满了严肃历史责任感的传记中，所涉及的人物应该说都超越了道德评判的价值坐标。君特•格拉斯在深知“冒犯”读者的前提下，仍坚持创作《剥洋葱》，显示了一种“良知”的力量，但真诚本质上不仅仅是对良知、意志的挑战，当你力图逼近所谓真实的自我或某种历史“真相”的时候，所需要的是意志的力量，真诚同时也构成了对读者和时代的审美承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挑战，因为，真实、真相、真诚有时是可怕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是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还是王蒙的《半生多事》，它们注定要引起争议。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某种道德以及审美定势。
王蒙曾称张洁小说《无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诚得不能再真诚，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书写为“极限写作”②，在一定意义上，《王蒙自传》已经逼近了这种“极限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自传是最富有刺激性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③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呢？这需要一种勇气和力量。王蒙说：“自传是在我年逾古稀后写下来的一个留言……想说出实话的愿望像火焰一样烧毁着樊篱。”④“留言”说虽然带有某种悲壮感，但这的确是王蒙创作这部自传的力量之源，也成为这部作品的最主要的精神徽志和价值坐标。在这种“留言”心态的焦灼中，王蒙说出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说出的话，也说出了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不应该说出的话。
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王蒙自问道：“你能够做到完全的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吗？不，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做到了，在我的自传里完全没有不真实。”⑤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王蒙“聪明”的表现，是“耍滑头”，其实，正如王蒙所说：“真实如同解密，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允许有一个关于真相的时间表。”⑥卢梭的《忏悔录》“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⑦，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克服人性的例如不自觉的自我美化、自我掩藏的弱点，还能够有勇气和力量面对道德的责问和审判，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王蒙在他的自传中，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真诚，一种明朗的坦诚，一种超越于社会道德、伦理层面的历史责任感，其所能达到的真实和真诚的程度，甚至超出了读者所能够接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隐私权”的观念，但对个人私生活的描写是避讳的。因此，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传记中，与那些“隐私”相比，人们更愿意表现那些“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⑧，这就形成了“中国文人写自传，归根到底都是强调自己的正确”⑨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格的缺陷。王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自觉克服了这种文化心态，体现了一种光明和坦诚者的无畏。如自传中王蒙对那个“受了启蒙主义自由恋爱全盘西化的害”，“从来没得到过幸福，没有给过别人以幸福”的父亲——王锦第的描写，特别是某些隐私生活事件如“外遇”——“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⑩的描写，对父亲“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⑩日记的披露，以及父亲如何与母亲、姨妈、姥姥的家庭纷争，直到大打出手以至“脱裤子”的描写等，这在通常的社会伦理的意义上，确实“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⑩，这些“隐私”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而言，都不够正面，已经形成了对传统传记伦理的严峻挑战。如果说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确实存在着某种“审父”意识或“审父”情结的话，那么，在他的自传中，这种“审父”已经成为一种庄严的使命和超越的力量，“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⑩我相信，王蒙在写到父亲的时候，承受着相当复杂的痛苦的情感煎熬。虽然王蒙深知，“对于先人，逝者，保持一点敬意，不是不必要的”⑩，但王蒙更清醒地知道“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如果我承认我做不到百分之百，难道我可以放弃说出来的努力吗？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⑩。这是王蒙内心最激荡的声音，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自传中所能见到的最坦诚最光明最决绝的文字。
但是，对真实的追求有时将作者置于危险的境地，坦诚往往更容易遭到误解。王蒙说“真实是一种责任”⑩。自传中的王蒙，似乎不再是那个“聪明”的“油滑”的王蒙了，他变得决绝和“冒傻气”，他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子，他要说出真相。这表现在对韦君宜、刘宾雁等人的记述方面。“文革”期间在新疆，王蒙怀着“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心情去看望“老朋友老师长”韦君宜，得到的却是极度冷淡极讲原则性的“电报体”的几句话。作为 “恩师，恩人，恩友”的韦君宜，王蒙其实是完全可以不这样写，或至少可以写得“含蓄”一点的，但王蒙没有这样做，在友情和真实之间，王蒙选择了“冷冰冰的真实”；还有，王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刘宾雁《人妖之间》的“悍然爆弹”，同样也是遵从的内心的声音，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因为王蒙深知“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⑩，这其实就是真实的“责任”。特别是后者，更是触怒了一些人，认为王蒙对一个逝者的描写，太缺乏“‘费厄泼赖’的绅士精神”，不够“宽厚”⑩；更有甚者，认为王蒙的描写“充满卑劣的恶意”⑩。其实，这些指责恰恰是对真实、真相的可能的认知能力。王蒙说：“越是没有使命感的人，越是有权对使命质疑”⑩，诚哉斯言。王蒙的对真实的追求，透露出强烈的悲壮感和痛楚感。通过《王蒙自传》，我们听到了一个生活在思想激荡年代的作家灵魂深处的声音，痛楚、激越、焦灼交织着真诚、光明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