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以鲁迅为参照看赵树理民间表达的特征与缺失

作者：陈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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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鲁迅依然是中国新文学的高度。当我们评述许多后起作家的艺术成就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鲁迅为参照。他在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所提供的历史画面、思想深度、文化内涵、人性透视、艺术姿态等，自今仍是无数作家难以到达的峰顶，也是衡量一切后来者艺术成败的重要纬度。本文试图将赵树理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包括故事性质、人物建构、结构方式、语言表达、历史阐释等来解读两者之间的艺术差异，并在比照基础上指出赵树理创作的缺失。
　　
　　一、经验性故事与意象化故事
　　
　　赵树理与鲁迅小说中的“故事”性质有绝大不同：
　　赵树理演绎的多是经验性故事——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为依托，以现实生活中的情节为素材，以传统的通俗小说套路为模本。这些故事一是具有纪实性。将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情节熔裁剪贴，移入纸面，强调艺术的“真”，力求真实地再现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生存与生命状态。二是具有共时性。所述内容襟连时代进程而展开，从不同视角阐释历史的巨大变革，诸如政权更迭、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递嬗在农民的生活与心理上引发的种种震荡和变迁。三是艺术上的模式化。为了照顾农民读者的审美习惯，传统的故事套路被重新包装再度登场：比如有“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如《小二黑结婚》），有“清明官府除暴安良”的故事（如《李有才板话》），有“小人得志忘本负义”的故事（如《邪不压正》）等。这些经验性故事，从内容上看，贴合农民的生活实际，关注农民的现实利益，真切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诉求，加上作者的平视和在场姿态，极易被农民读者接受和把握。从艺术上看，古老的故事套路迎合了农民的审美情趣，激活了他们的艺术储藏，顺延了他们熟知的一些今古相似的人间传奇。
　　而鲁迅小说则多是意象化故事。在鲁迅笔下，农民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指，更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被高度意象化、象征化，成为整个民族的印记。阿Q的“革命”、七斤的“辫子”、华老栓的“人血馒头”、闰土的“香炉与烛台”、祥林嫂对死后有无“灵魂”的追问……这些故事无不隐括着深广的历史内涵和时代风色，无不围绕着同一个意象——“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而展开。与赵树理重在故事的演绎不同，鲁迅重在故事的解读：深究故事背后的“故事”——精神与文化。所以，鲁迅关注的不是故事本身或故事过程，而是制造悲剧故事的元凶，数千年专制文化对人的精神奴役和灵魂腐蚀。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和启蒙者的庄严，借助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故事，发现、提出、并意象化地阐释宏大的历史命题。因此，他从落笔的第一个字开始，就伴随着故事的展开，不断将读者渡向理性的彼岸，一步步升华着故事的意象化本质。事实上，正是从鲁迅开始，才建立了以文学形式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性反思和批判的平台。
　　
　　二、人物形象的平面设计与立体建构
　　
　　新文学的现代性标志之一是将传统小说的以故事为中心切换为现代小说的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形象开掘的深度替换故事情节的密度。然而，在新文学发生二十余年后，赵树理依然拒绝这种现代转型，人物形象依然作为故事的附属物被放在次要位置。当故事成为小说的最高目的时，形象刻画自然就简单而粗放。赵树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带着一个暂时的、单项的目的进入冲突：小二黑为结婚而努力、孟祥英为自主而挣扎、李有才为翻身同阎恒元拼搏……由于人物相互关系的单纯，展示出的性格多是一个侧面，一种特征。为了照顾故事的逻辑联系，赵树理又放弃了人物的心理开掘，构成一个完整人物的一半世界——广阔无边的内心生活被堵在门槛之外。因此，这种平面化设计使得他的全部人物都缺少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而终于失落人性的深度阐释和灵魂的多样解读。
　　而鲁迅小说不仅始终以人物为中心，而且在有限的篇幅里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人物的命运史和性格的发展史。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经典篇章里，鲁迅将最能代表主人翁命运变迁的一系列人生横切面链接起来，组成一个个生命的苦难史、沉沦史、毁灭史。而每个截面又因代表着人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被充分打开和淘深。《阿Q正传》从阿Q的精神悲剧、求爱悲剧、生存悲剧，再到“革命”悲剧，从“他”一连串的失败以致“大团圆”，不着痕迹而又无比深刻地展示了阿Q的命运变迁史和性格发展史。小说在每个不同截面上，给阿Q编织了多重复杂的社会冲突——同赵太爷、同假洋鬼子、同吴妈与小尼姑、王胡与小D；从乡下到城里，“革命”与“被革”……每次冲突都表现出阿Q不同的性格侧面，最终整合成一个“国民的灵魂”，一个人性丑陋的化身。赵树理的粗放手法最终勾勒的是一组组人物剪影，而鲁迅由于精准地观察，深入地开掘，恰如其分地把握和塑造，呈现的是一个个立体的肖像。
　　
　　三、单一结构与多样结构
　　
　　赵树理小说的故事多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的。由于依循的是民间和通俗的路径，突出和强化故事性，所以在结构方面，单一的纵剖面写法也就成了最普遍的方式。在有限的时空里，将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较量与搏斗、缠结与化解，连成一串狭长的情节链。为了突出故事的动感、节奏和速度，赵树理毫不犹豫地砍去现代小说常见的背景交待和环境铺排，简化了频繁的人际交往，揉碎了大段的人物对话，扔掉了必要的心理描述，压扁或拉长了那些延缓情节节奏的横断面，让人物在连贯的、“正在进行”的叙述时间里，完成“苦难——斗争——胜利”的三步曲。丰富的历史内容、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情感在这单一结构中因此变得简单而明了。
　　而鲁迅小说则依据艺术审美需要采用多样不同的结构方式。“他借鉴西方小说，创作了几近三分之二的横切面式的小说（如《孔乙己》《风波》等）；又融汇中西小说之长，创作了几近三分之一的纵切面式的小说（如《孤独者》《采薇》等）；还创作了一些时空错乱、无从谈论‘切面’的小说（如《狂人日记》等）。”①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提供复杂深广的生活内容。鲁迅在艺术结构上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一切后来者提供了范本，而且更重要的，是鲁迅这种睥睨一切的创新精神影响着无数作家去大胆实验，从而加速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四、民间表达与文人话语
　　
　　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一方面承续了中国话本小说传统，另一方面又沿袭了乡村口头文学的传播特征。因此，以诉诸听觉为主的口头表白方式也就成了他小说语言的基本形态。他的惯常做法是预设一个“书场”和一群隐含的“听众”，同时把自己设定为“说话人”，以“说”与“听”的单项交流方式进入故事演绎过程。为了使那些粗识字和不识字的农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入于耳，纳于心，赵树理的语言特征一是直露——语义上内涵单一，不存歧义；把话“说”尽，不留余地。二是浅易——用字选词均出自口语，多是农民常说常听、耳熟能详的俚词俗语。三是平实——字字落地，质朴简明。正是这种与农民无间隔的语言形态，决定了赵树理小说在解放区乡村传播的速度与概率，最大限度获得农民读者的喜爱和认同。但从艺术审美看，这种去修饰、吝色彩、少感性的语言，显得单调、干硬、缺少弹性，缺少文学艺术必须的柔韧圆活与含蓄蕴藉，缺少从经典书香里孕育出来的格调和韵致。
　　而鲁迅虽以白话入文，却施展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智慧和才情，以其表达的深切与精准，文字的锐利与柔韧，语调的从容、宁静和感性色彩，给新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和审美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选词造句或素朴、或浅俗、或蕴藉、或古雅、或苍劲、或简约……均紧贴环境背景、气氛情调、人物故事的需要应势而生。以准确、精粹、简练、恰当为原则。“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②，凝神贯注，生气竟发，抓住神髓，一语中的。由于作者超拔的胸襟、识见与修养，能够将整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忧患，每字每句都从胸臆深处吐出来，情意上深思熟虑，字面上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独有的从容、静穆、深厚、稳谨的叙述风格。鲁迅在小说语言上的巨大成功，一扫古文言的佶屈聱牙，旧白话的陈腔滥调，将中国文学由中世纪推入现代，为一切后来者铺平了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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