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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
作者：杨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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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卿在《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发表一篇文章：《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卡夫卡〈骑桶者〉》。读后深受启发，但也有疑点想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一
作者谈论了一个细节，并点出卡夫卡小说是以细节的真确详细来表现整体的荒谬虚幻。这个细节是“我”的“不能马上”听起来很像钟声，以致别人真的听成了钟声（老板娘说：“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于是，“我”求助的方式就被作为交流失败的根由，从而失败的责任完全在“我”而非对方。其实，这是作者先是有了发现或预设的想法与概念，为了说明责任在“我”而不在老板（娘），就从“我”的行为方式上找原因，从而忽略了细节所在的背景。如果不是生硬地将这一细节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如果我们承认文本是个整体，因而语境是解读文义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如果是文本本身而不是一种先验的观念应作为文本意义阐发的重要依据，我们就不会顺着胡少卿先生的思路走下去了。《孟子》有言：“何谓知言？”曰：“陂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老板娘说什么也没看见是否可信，放在它所出现的语境里就看出来了。
“我极不寻常地高高漂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子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放出来，地窖的门是开着的。”这说明，他们完全有可能看到我，因为我能看到他们，门是开着的。
“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我没听错吧？’他转过身去问他坐在炉火旁边的长凳上织毛衣的妻子，‘我没听错吧？是一位顾客。’” 可见老板是听到了“我”的，而且隐约判断出我的身份，甚至意图，这在下文更是明白无误：“是的，是有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的心。”至于他第一次为什么问妻子，可能是老眼昏花，听不太清，不能确认罢了。而这次，说得如此肯定，表达的情形如此详尽，甚至都辨别出来我是老顾客了，难道都是空穴来风？从“我”这方面看，“可是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说明“我”和老板确实很熟的。这样，老板听出来是个熟人，是个主顾，也就很自然了。从下文看，他还是有病的（“想想你昨天夜里咳嗽得多么厉害”），都能听得到，何况老板娘呢？当他确信，不去再寻求她的确认，而是要出去交涉时，她挡住了他。尽管如此，她还是先答应帮他告诉“我”煤的品种才拦住他。“走上了台阶，来到街上。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这段叙述是通过“我”的视角，但凭常识就不难判断出这种叙述的“意谓”的“真值”。 “我”问好并哀求她给一点煤（注意，先前我都是对老板说话的，独有这次喊“老板娘”，为什么？），保证全额付款，只是“不能马上”。这时出现一句话，被胡先生抓住，并与后面的她的答话相呼应：“‘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的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的使人产生错觉啊！”那么，这句话能不能作为她没听到的理由呢？
先往下看：“‘他要买什么？’老板喊道。‘什么也不买，’他的妻子大声应着，‘外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这段话真可以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什么也不买”作为对“他要买什么”的回答，客观上就承认了必有一个他者的存在，以及“他和我谈过什么”的确证，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承认，也许她正是猛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老板极有可能问：“什么都不买他来搞什么把戏？”这就会导致“我”和老板的直接交流，而这正是她极力要阻止的），便立即否认一切：“外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听到。”真是睁眼说瞎话，因从上文一路看来，她不仅能够看到我，而且肯定已经看到了我。若真的什么也没有，那她前边的“什么也不买”真不知从何说起。还有大声的应答，看似积极，实则用大声来混淆视听，遮住我和老板直接交流的任何可能性，以达一己目的。如果真向她说的，又干吗在“冷得要命”的街上解下围裙扇着玩呢？用围裙就能把“我”扇走，可见我们相距有多远了，怎么可能看不见也听不见？然后还“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如果真的什么也没有，蔑视与满足岂不很令人纳闷?
关于钟声。“不能马上”和钟声类似，那么，前面一大段话也都和钟声类似吗？可见，如果承认“语境的压力”的话，我们会发现“我”那句话应该是这样一种用法：反讽。按布鲁克斯的说法，反讽是语境对陈述造成的明显扭曲。由于故事是写成的，所以“我”有可能以过来人的身份反讽故事中的“后来者”的。这只能说是为了预定的观念而舍弃了文本的实际。这一用法还可以和借煤前的幻想（“煤店老板……在十诫之一‘不可杀生’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相对应，从而对她当下的 “错觉”进行苦涩的对比和讽刺，表示一种悖反情境：本应是提醒人做善事的钟声，反而成了人逃避行善甚至是作恶的借口。胡先生把钟声这一细节抽出来，当成本故事是个幻觉的说明，却似乎没看到它作为一个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他引用了“我”说出的错觉后，就说“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实际上，正如刚才分析的，中间很多其他细节都被胡先生很大方地忽略了，所以错觉才会被“证实”而不是被看成借口的。在胡先生的“紧接着”之间，其实有她听见老板的话的细节，有她“什么也不买，外面什么也没有”这样可疑的话，之后又有扇围裙的奇异动作和蔑视与满足的表情。狄尔泰说过：“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胡先生只看第一句，而不管其他细节，而那些细节，和该细节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把细节也看作能指的话，借用德里达对能指的理解，一个能指所涵盖的（即所指）其实是由无数与它有差异的其他能指，这些差异组成一个个意义的“痕迹”，积淀在这个能指里面。因而，为了了解胡先生所提能指（细节）的确切含义，恐怕就不得不像我刚才做的那样去探讨与之相关的其他能指（细节），追寻其中意义的“痕迹’。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明白，她比老板看得还清，听得还真，就是不肯雪中送炭罢了，不仅不肯送，而且别人送自己还要千方百计地去阻止，并从阻止的成功中得到满足，满足的根基是对求助者（穷人）的蔑视。
存在先于本质。“我”不是预设了老板娘为“恶”，然后反复说明她的恶的。相反，在去借煤前的幻想中，“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哦。但是她用她的实际行动一步一步“选择”了自己的本质，从而打破我对她一切美好的想象。直到最后把“我”赶走，彻底和良善决裂，成就了恶的本质，以致 “我”愤恨地宣布她为坏女人。她完全可以选择像老板那样，但她没有。但胡先生对此好像置若罔闻。
二
在这里，卡夫卡也许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我”由于寒冷而去向老板借煤，老板也很想借给“我”，但被老板娘横加阻挠，未能和我直接交流，导致我最终借煤未成。人性的恶挡住了人得救的任何可能。
胡先生说：“煤店老板娘是否真的值得谴责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虽说不确定，但胡先生远没有这么中立。且看：“交流的不成功是否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店老板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给你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吗？这件事强调的不是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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