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阅读与差异
作者：魏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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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上的名著，《包法利夫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迄今为止，哪怕是再挑剔的读者，也无法从这部传世名作中找到破绽或败笔。不过，在对该书的一片叫好声中也存在着一些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差异。读者的性别不同、知识面的多寡乃至知识结构的相异都会使他们对这部名著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
作家王安忆在重读了《包法利夫人》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其中谈到爱玛的悲剧缘由，王安忆有如下观点：
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是从爱玛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孕育培养的。那一年，她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在这里，终因为远离中心而纲纪松懈。于是，修道院便“充满温情”。爱玛的感伤性格在此得到丰厚又褊狭的营养，她对生活的想象，即“欢愉，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蕴含较深又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是个错误。
……于是，当包法利这个乡间医生一旦出现，她（爱玛）便将幸福的指望交给了他，而紧接着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这样的爱是爱玛没有从书上读过的，因此便是在她想象之外。“而她又没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经的事情”，这其实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么狭小，她没有体验到的情感于她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她对客观的外界缺乏了解，或者说理解的愿望，她才可能一任发展“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走入幻觉的深渊。①
按王安忆的说法，爱玛不满足于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走入幻觉的深渊，主要是因为在她十三岁那年孕育培养了“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她为什么能在那段时间孕育培养了这种能力呢？一是充满温情的修道院发展了爱玛的感伤性格；二是她在修道院读了大量的浪漫小说，并因此“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养料”；三是在修道院，“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组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概括地说，就是修道院的外部环境造就了耽溺幻想的包法利夫人。
其实，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其目的是想通过爱玛这个形象写一种每个人都会有的幻想，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他才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就是说，福楼拜无意在作品中突出环境对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福楼拜眼中，环境对人影响力并不像王安忆所说的那样大。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分析《包法利夫人》时就曾说过，“我反对人们在女主角爱玛•包法利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福楼拜这部小说表现的到底是什么？纳博科夫的观点如下：
三种因素造就一个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还有未知因素X。这三种因素相比，环境因素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另两种因素，而未知因素X的力量则大大超过其他因素。谈到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当然是作者在控制、指挥和运用这三种因素。像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一样，包法利夫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是福楼拜精心创造出来的。所以，说福楼拜式的社会影响了福楼拜式的人物，就是在做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小说中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福楼拜的头脑中，不管最初那微小的动因是什么，也不管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或是福楼拜心目中的法国社会环境究竟如何。基于这一看法，我反对人们在女主角爱玛•包法利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影响的论题上纠缠不休。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②
纳博科夫在这里所强调的“未知因素X”，就是通常所说的命运。
评论家李健吾则索性认为就是“未知因素X”即命运决定了爱玛人生的悲剧：“她（爱玛）一生的历程，只是一种不当有而有的错误，犹如查理的充满讽刺的可怜人语：‘一切由命不由人！’”李健吾认为，正因为遇人不淑，机遇不佳，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才产生。“爱玛的一生，可以说是瞎碰，其间作祟的，是种种奇巧的不幸的遇合，仿佛隐隐有一种定命论主宰全书的进行。”③包法利夫人最终变成了“淫妇”，李健吾认为，罪魁祸首应是“游戏人间的命运小儿”。
法国批评家布雷地耶的看法与李健吾类似：“假定如今爱玛没有生在父亲的田园，从小她就不认识乡间，不知道什么是‘羊叫’，什么是‘奶制的食品’，什么是‘犁’；她女道院的教育绝不会叫她渴望奇遇。少和‘平静的景物’在一起，她也不会企求‘意外的遇合’。进一步，假定她没有遇见包法利这样蠢的丈夫……再假定在杨寺，临到失足，她能够寻见一个支柱，临倒倾覆，能够寻见一个救星，一位伴侣，然而千万不要是驯良的何麦夫人……或者再有一位安慰者，然而千万不要是牧师布尔尼先……不用说，她失败，不过另是一种失败，一种环境造成的新生命，一出不同的戏，一部不同的《包法利夫人》。”④
事实上，把包法利夫人看作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形象，是不符合福楼拜的创作初衷的，另外，福楼拜这部小说也没有隐含这样的主题：人，挣脱不了命运的枷锁。爱玛的悲剧与命运当然不可能毫无关系,但导致爱玛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游戏人间的命运小儿”,而是爱玛心灵的贫瘠和趣味的庸俗。
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初衷是什么呢？倘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的写作背景。
福楼拜在意大利旅行时曾买过一幅画，即布律盖勒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在法国，他又买了一幅由卡洛制作的同一题材的版画。他根据这两幅画给他的启发，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就叫《圣安东尼的诱惑》，小说写完后，他花了四天时间把小说读给几位朋友听。读完小说后，福楼拜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问：“怎么样？”一个朋友答：“我想你最好还是把它扔到火炉里去，从此不再提它。”第二天，这个朋友想缓和一下对福楼拜的打击，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德拉马尔的故事呢？”福楼拜一听，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声说：“是啊，为什么不呢？”德拉马尔在里昂附近的一个镇上开了个私人诊所，后来他妻子死了，他便娶了邻近一个农夫的女儿。他的这位妻子年轻漂亮，但也风流淫荡，她不满乏味的丈夫，经常和别的男人通奸，由于爱打扮、乱花钱，她很快债台高筑又无力偿还，最终服毒而死。福楼拜几乎完全照搬这件事，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动笔前，福楼拜反复琢磨，“决定在小说中描写一群庸俗不堪的人物，决定根据他们的庸俗本性和庸俗环境设计出一连串相应的事件。”⑤
由此可知，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就是要写一部关于庸人的小说。这里的“庸人”在当时一般是指“布尔乔亚”，这部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布尔乔亚”，爱玛也不例外。
由于在福楼拜的笔下,爱玛是众多庸人之一,所以,尽管她有超凡脱俗的外表，但心灵却贫瘠粗俗。这种贫瘠和粗俗，为她的人生悲剧埋下至关重要的因子。
王安忆认为，爱玛的悲剧与她的耽溺幻想密不可分，修道院的读书经历强化了她的浪漫天性，培养了她的幻想习惯。李健吾也认为，修道院的读书经历对爱玛影响巨大。难道罪魁祸首是修道院，是修道院里的读书氛围，是她在修道院所读的那些书？当然不是。事实上，爱玛耽溺幻想，“走入幻觉的深渊”，不是因为她读了很多的浪漫作品，而是因为她的心灵贫瘠而浅薄。
“浪漫这个词有好几层涵义。讨论《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和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时，我将使用浪漫的下列涵义：‘一种梦幻式的，富于想象力的心态，主要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时常沉湎于美妙的幻想之中。’（浪漫的，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浪漫的人，在精神上或感情上生活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之中。这个人是深沉还是浅薄，取决于他（或她）的心灵的素质。爱玛•包法利聪慧、机敏，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但她的心灵却是浅陋的：她的魅力、美貌和教养都无法抵消她那致命的庸俗趣味。她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无法驱除心灵中小市民的俗气。她墨守传统观念，有时以传统的方式触犯一下传统的清规戒律。通奸不过是逾越传统规范的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她一心向往荣华富贵，却也偶尔流露出福楼拜所说的那种村妇的愚顽和庄户人的粗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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