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解构“话语”与颠覆“历史”
作者：郜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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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杂文习惯于以“那年”——即文革时期的种种荒谬经历引出话题。其杂文里近乎悲愤的“黑色幽默”与他生命中最痛切的人生体验——“文革记忆”息息相关。对“文革”绝不饶恕的历史回望和痛切反思，常常使王小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批判的矛头置于“文革”的场景之中，其中，他对革命时期的“话语”更为敏感和关注。
一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说：“权力并不在话语之外，权力既不是话语的源泉，也不是它的根源。权力是透过话语而运作的某种东西，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策略因素。”①在王小波关于“话语”的相关论述里，“沉默的大多数”的著名论断影响尤为深远。他曾如是说道：“我猛醒到自己属于古今中外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②他在自己的多篇杂文里还反复提到，自己属于“阴”的一面，而话语圈则属于爆炸过“精神原子弹”的 “阳”的一方，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③。由此不难看出，在王小波眼里，革命时期的“话语”和“沉默的大多数”显然是水火不容阴阳对立的两极。
在王小波的杂文里，“阳”的“话语”几乎成为“文革”唯一的鲜明标志，甚至几乎就是历史的本身。 可以说，无论反思历史，还是批判现实，其矛头无不是针对“革命话语”的“贫乏”、“装傻”、“扼杀人性”和“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比如回忆起年轻时插队的情景时，他对淳朴老乡的发言记忆犹深：
在那个年月里，在会上发言时，先说一句时髦的话语，就是有思想的表示。这件事我们干起来十分轻松，可是老乡们干起来就难了。比方说，我们的班长想对大田里的工作发表意见——这对他来说本没有什么困难，他是个老庄稼人嘛——他的发言要从一句时髦话语开始，这句话可把他难死了。从他嚅动的嘴唇看来，似要说句“斗私批修”这样的短语，不怎么难说嘛——但这是对我而言，对他可不是这样。只见他老脸涨得通红，不住地期期艾艾，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但最后还是没把这句话憋出来，说出来的是：鸡巴哩，地可不是这么一种种法嘛！听了这样的妙语，我们赶紧站起来，给他热烈鼓掌。我喜欢朴实的人，觉得他这样说话就可以。但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总要使自己说话有思想。（《思想和害臊》）
还有一次，他回忆说当年的老乡扭住买东西少给钱的知青时，老乡的本意是要臭骂那位知青一通，但是为了用当时流行的“话语”来批评，这位老乡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喊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我和同龄人一样，有过各种遭遇。有一阵子，我是黑五类（现在这名字是指黑芝麻、黑米等，当时是指人）。（《承认的勇气》）
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今天的话茬是捡芝麻。报告完毕。”我们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捡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拒绝恭维》）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王小波对“革命话语”进行解构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他要么是故作蠢言，以装傻自贬来嘲讽世界，如关于“黑五类”的补充解释；要么是利用顽皮的“儿童视角”去消解冠冕堂皇的革命神圣，用老百姓的民间俗语来对抗革命话语，如“最最敬爱”的革命语录与“捡芝麻”的民间话语之间的强烈反差。如果说，当年王蒙是通过“对文革政治语言的充分模仿”，使无处不在的“政治语言的旋涡”彻底吞没人的“生命和思想”④的话，那么，王小波则是故意地暴露底层百姓对“文革政治语言”的蹩脚的甚至畸形的模仿，从而深刻揭示出阳界“话语”的贫乏、无趣以及人在疯狂的“话语圈”影响下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双重畸形。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让王小波感到无比厌恶的“话语”，正是其作品里一个很重要的指涉历史、政治的隐喻。如下面这一段话：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的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沉默的大多数》）
显然，在这段话里，我们看不到那些声调亢奋的革命口号，但是， “钢铁”、“土平炉”、“手持钢钎的叔叔”这些似曾熟悉的词语显然是那个时代的隐喻。而在王小波的视角里，“鼓风机” 就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象征时代精神的“土平炉” 竟和老百姓家里使用的“做饭的灶”相仿，工人叔叔流血流汗换来的革命产物“钢铁”常常让他想到不入耳目的“牛屎”，他穷尽想像地把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奇妙地组合起来，读起来让人酣畅淋漓，呈现给读者的则是一幅荒唐的场景：表面上无比伟大壮丽貌似革命的东西在本质上却是如此粗鄙丑陋。革命“话语”所特别彰显的伟大、神圣、崇高的观念，被“猪、牛屎”之类的“丑”的粗鄙话语所解构。反讽的效果就在这“阴阳对立”的两极反差里产生，从而使得其杂文在语言的层面，就成功地实现了对权力和历史的亵渎和解构。
二
主体是作为一种激情在文学话语中进行自我陈述的，而激情，又始终离不开对生存环境，也即群体背景的紧张思考。王小波能敏锐地感受到历史阴霾对人的处境的压迫，他对“革命话语”着魔般地凝视和回望，恰恰是由于“话语”背后“文革”式的专制机制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
现实中的细节可以作为注脚。在杂文《论战与道德》里，王小波曾提及这样一件小事：上世纪90年代，在北方某城市，他曾见到一个耍猴人，锣鼓一响，这个耍猴人便开始训话：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现在给大家耍一场猴戏。他听了后反感至极，可又不能走开，因为走开就意味着“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因而进退失据地等了两个小时。当然，我们这里大可不必去认真考究他当时是否真的等了两个小时，因为这不过是其“解构话语”的一个惯用“伎俩”而已。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颇有市场的“世界文化要靠东方文明来拯救”的“豪言壮语”，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论调实质上是本世纪初以来就根植于国人心中的救世情结的翻版。早在几十年前，梁启超便乐观地预言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文革”时代我们也曾有过“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在王小波看来，这些都只是一种典型的一厢情愿的“瞎浪漫”而已。他借用李敖的话对这种盲目乐观的“瞎浪漫”作了辛辣的讽刺，认为他们无异于是在“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很显然，王小波在这里仍是借助“话语”的隐喻，把批判矛头直接刺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那种自我陶醉、夜郎自大、沉醉于浪漫的空想而不能自拔的“阿Q”式心态和千年不变的民族心理顽疾。也正因为此，他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狂热民族主义等等一切有可能以“信仰”或“革命”的名义卷土重来的“阳”的“话语”，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一一予以辛辣嘲讽和无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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