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封锁》和被封锁的人间世
作者：马知遥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封锁》写于1943年战时“孤岛”的上海。可以说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张爱玲小说技法的使用非常明显，甚至是有意为之。我们看不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里那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娓娓道来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更多的带着明显戏谑心理的旁观，所以闹剧式的开场和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成全了《封锁》。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另一类风格。
一、电影分镜头和戏剧手法让小说别开生面
先让我们逐一看看小说人物的出场：小说一开头是都市街道的场面，一辆辆电车没完地像曲蟮一样地运行着，突然道路封锁，车停了。随即戏剧性场面因为封锁而开始发生。商店关门，行人发疯一样地奔跑呐喊，慌作一团。
如果说小说的前三段属于封锁时期的总体描写，属于“面”，那么紧接着的描写就属于“点”了：作者的笔锋一下子转到了一辆电车上。但即使是点的描写，作者也将她的描写分出了层次，即电车上总的景物和局部的景物，然后到某一景物的特写。这样的描写好像电影的镜头，从全景到中景到近景，最后落实到特写。
于是我们随着作者的描写看到了电车里的各种景象：昏昏欲睡的各位乘客，无聊的开电车的司机，站在电车门口聊天的公事房职员，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的夫妇。当这些都描写完后，作者才写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一家银行的会计。我们看到在描写吕宗桢的时候，作者不仅留意到他手里买的菠菜包子，还乘机对他拿着包子时空虚无奈的心理进行了刻画。
接着是一个老头，老头旁边是女主角吴翠远。对吴翠远的交代笔墨明显增多，而且很巧妙地指出了她的身份：“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翠远隔壁是老奶奶，怀里抱着个孙子。
电车里还有一个医科学生在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简图。引来三三两两观看的乘客。
而在抬头之际，吕宗桢看见了他太太姨表妹的儿子董培芝。那是个他不愿意看见的人，因为他认为那小子正准备挖空心思追求他的女儿。
至此，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我们描画了电车里的人物景象。出场人物不可谓不多。场面不可谓不庞杂。似乎一切都静静进行，平安无事，像极了我们目睹的日常生活。
至少有10个人物已经出场。看上去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但董培芝的出场恰恰造成了故事今后的戏剧场面。因为要躲开董培芝，吕宗桢坐到了对面的吴翠远的身边，为了让董培芝知难而退，他又假装和吴翠远套近乎，而没曾想竟然就和吴翠远假戏真做起来，彼此间因为突然的封锁和对前途的渺茫产生了恋情。这多少有些离谱的故事却因为戏剧化的写法和作者匠心独用的刻画让读者产生了相信：动乱时期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如果说单单因为封锁因为躲避熟人而假戏真做有了戏剧的味道，那似乎还是平淡了些，故事的高潮出现在，当封锁的铃声刚刚解除，小姐翠远发现刚刚还在对自己信誓旦旦的男人突然挤进人群不见了，她心里还在想着那得到自己电话的男人如果和自己联系了该怎么办？内心荡漾着一丝少女的羞怯和幸福呢，可抬眼却看见那男人并没有下车而是又坐回原座位了，这个情节如果单纯从戏剧的角度看，没有太大的冲突，但却给人物内心造成了巨大的落差：多情的翠远在那一刻是最失望的，刚刚被耸动起来的少女之心再一次冰冷彻骨。小说这样写道：“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所以我们看到的戏剧冲突在这篇小说中不是通过舞台人物的动作而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内心起伏。通过他们邂逅相遇，从陌生到产生好感到最后动了恋情的一系列过程，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变化，高潮出现在封锁解除后两人突然的视若路人的戏剧性表现。
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借助电影和戏剧手段的高明。只是在戏剧冲突的表现上，她突出了对人物内心的活动罢了。而这就构成了小说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一部小说里的那么多内容，既然不是戏剧演出，不是舞台场面，就往往倾向于画面，倾向于某人心中的反映。”①
二、生活现实和艺术真实的巧妙结合
“闹剧式写作蓄意打破情节布局、人物塑造的窠臼，务求出奇制胜、耸人听闻。我们读者也许会对其玩世不恭，戏谑惫懒的倾向，表示不满；但隐含于其下的另一种创作意识形态，却不容我们忽视。”②我觉着在张爱玲的这篇小说中不能忽略的创作意识就是对生活现实的态度。即怎样从日常平庸的生活里发现可能，怎样在叙述中让这种作家认为的可能成为可信的东西。卢伯克曾经发挥詹姆斯关于小说宛如真实的概念，他认为小说凭借那么一种理想的艺术形式，便能尽善尽美地对读者呈现出宛如真实的幻象。③
小说《封锁》就是带着明显戏谑倾向的作品，两个陌生男女由于特殊的机缘坐到了一起，本来毫无好感竟然因为客观条件的逼迫（董培芝要来找吕宗桢，吕宗桢不得不假戏真做，而因为封锁和生存大形势的恶劣，小姐翠远误将吕宗桢的做戏当成了真诚），男女主人公竟然谈起了恋爱。让人不由得在看到男主角笨拙表演的同时为女主角的多情而嬉笑，进而为乱世中的乱情而感到悲哀。原来爱情是可以这样速成的。而整个事件的发生中，最不知情的受害者应该是翠远。年轻的大学女教师。她多的是对吕宗桢的同情，由于善良的本性，她竟然轻易地听信了男主角的倾诉，认为他是个单纯的好人。
小说戏谑就在于：女主角从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淑女，包括到最后感觉到受骗时也只是内心震了震，表面上仍旧保持着单纯和镇定。而这样的单纯却不经意地遭受了来自封锁解除后的感情打击。她还能对这世界保持单纯的认识吗？
小说的戏谑在于：男主角眼中的女子从像“牙膏”一样没有款式，到后来变成了眼中盛开的“花蕊”；刚刚还在车上对着女子大吐婚姻的苦水的男主角，一旦封锁解除后回到家中，那女子的脸就已经模糊了。
小说的戏谑在于：面对着读者都明白的男主角的骗局，女子竟然感动得哭了，“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的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小说的戏谑还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生的有些不合情理。“异性相互吸引的过程，正是从肉体的美而开始的。但是，获得肉体的美不是最终目的——不是这一过程的唯一目的或本质。我们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幸福与快乐，是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能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要求。”④而在小说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男主人公一开始完全没有为异性吸引而是别有目的。至于最后他在幻想中对翠远产生过瞬间的好感是否真实也是问号。而男女主人公自己先已经陶醉在他们预设的虚幻中，彼此看到了对方的好，几乎是在瞬间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在恋爱了，这有些背常理的事件本身就带有戏谑成分。
不禁要问：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该怎样处理？
“文学的独立人性书写，是虚拟化的，它并非与现实对应或应在历史中加以实现，独立的文学人性书写，由于它的虚拟化性质，与现实人性具有一定距离，不能直接与现实人性相叠合，但它同时包含着人性的历史因素和生命因素。同时呈现着人性与历史的关系，人性和生命的关系，人性与群体的关系和人性与个人的关系。”⑤是的，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她完全有能力对现实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描写。甚至她可以将对乱世的理解放在一个停止的电车上加以表达。关键是她的表达在戏谑中达到了可信，或者是让读者感觉到那是一种可能。
因为小说的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乱世封锁期，小说男女间片刻里发生的故事也有了可能的前提。这也许正是作家精妙的构思所在。也就增添了小说的可信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