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屏风上的鸟”：欲望的阉割

作者：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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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在各自表现的空间和领域里以不同的方式去切入生活，刺探人生的真相，各自以叙述穿越“现实”的迷雾，去构筑一个更“真实”的世界。那么，何为现实，又何为“真实”呢？拉康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经过阉割的，因而也就是“合理”的。阉割源出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说，在拉康看来，阉割作用发生于他者性的介入。“所谓真实性的绝对理想是无法实现的。真实性只是幻想所支持的观念，毫无疑问，它只能被理解为现实的鬼脸。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真实性就是自我的话语，它是零碎的自我感觉。”①在这里，真实被理解为内心的真实和自我感觉的真实。然而，拉康对现代性话语虚构的主体自我和个人进行了彻底的瓦解和颠覆。他认为，主体不但支配不了现实，无意识的自我也是一个假象，无意识是他人的话语。人不但不能成为自己的无意识的主人，人连自我也不会真正拥有，整个的社会网络对于自我是一个他者性的异己存在。因此，诗人作家们对真实的追求，其实也是在现实的镜像中对那个已经支离破碎的本心本原的皈依，是对那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家园的寻找，而“‘家园’意指这样的处所，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归根返本’之感”②。
　　对存在有着深切透悟的张爱玲早就看穿了强大的社会网络对真实的主体自我的奴役，对健旺的个体生命的吸附和“阉割”，在《封锁》里，张爱玲替待字闺中的女主角哀叹：做“好人”容易，做“真人”难。人总是在规定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动作，拘役在各种内外的束缚之中，与“现实”脱轨的“真人”只能在“封锁”那样一个打乱了正常秩序的特定时空中短暂地存在，而与他者臣服、与环境相安无事的“好人”却是天长地久的。“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③张爱玲表现的，正是那血肉丰满的“真人”如何在现实原则的“阉割”下，在“好人”的包围之中风干成“屏风上的鸟”，成了名副其实的“扁的小纸人”；那真的世界如何碎裂，成为圣诞卡或日本花布上一道道可望不可即的风景。刘再复说：“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拼命争取自由，但总得不到自由。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屏风上的鸟’、被‘钉死的蝴蝶’，想像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④
　　《封锁》故事发生的场景：电车，一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小的戏剧舞台，一个因封锁而起的“偶然”的历史外因，却更清晰、深刻地照见了“存在”的本来面目。同时，人们也才有机会得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打量自己常规下的灰暗滞重的人生。“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现代城市生活疲塌不变的节奏，犹如被格式化的现代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电车，这载着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机械，开电车的人，也就是装在这文明套子里而失去了海阔天空的现代人，他眼前晃动的永远是两条曲蟮般蠕动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一切都在秩序之中井井有条地进行，然而内部却蕴藏着火山般压抑的生命激情。“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⑤历史的巨手终于让那失去了童年、身心在种种包裹中得不到自由舒展的现代人的“那一撒手”的当儿出现了，这便是“封锁”这个特别的脱轨时刻的到来，那连续性的时间被战争中断了片刻，“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人生遭遇短暂的停顿的片刻，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梦幻场景出现了。悲观的张爱玲总是以这种更让人绝望的方式来展望幸福，在变幻动荡与凝固静止、短暂与永恒的戏剧性转换中演绎历史的偶然与生活的必然，在这个庸庸碌碌没有传奇的人生里叙写传奇，正如《倾城之恋》中，非得要借助那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才能成全流苏那意料之外的婚姻。
　　鲁迅笔下的示众和看客，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换了不同的舞台和背景，最多的场景是家庭这个单元格，还有那缩小了的社会的一角，如社交场上的宴会和麻将桌，街上的橱窗和行人，遭遇“封锁”的电车：“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在对“存在”做近距离的打量中，张爱玲看到了一个彼此防范的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街上遭遇封锁的逃命的人群，面对他们无法躲避的历史，恐怖、绝望而盲目地左冲右突，铁门内外的人都互相忧惧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自身的处境，在这样一个生死考验的突发事件面前，展现无余。在封锁后恐怖的寂静中，街上乞丐扯着喉咙唱歌般的讨叫声，也终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开电车的似乎被乞丐那音乐性的节奏感染了，也鹦鹉学舌般地唱将起来，漠然地表演别人的悲歌，破口大骂横穿马路的穷婆子，真实与戏剧就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交替上演。电车上公事房里的两个乘客，在背地里议论同事的是非；一对中年夫妇，妻子总是担心丈夫手里的薰鱼油了西装裤子，为了那昂贵的干洗费用和做新裤子的费用；男主角吕宗桢，怀里抱着用报纸包着的热腾腾的包子，掀开报纸一角，吃力地去辨认那反着“转载”在包子上的新闻，“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这是作者捕捉到的又一个颇有意味的反讽场景，这些重大的社会新闻被“反载”在包子上，存在被置于虚无的荒诞之境。电车上的人“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那一份难以承受的重负，是个人无法逃避也无从把握的庞大的社会历史，与之相对的是个人存在的虚无感，世界有随时碎裂坍塌的危险，一切都可以毁灭，一切都可以不算数，都有了临时性，有了游戏的性质。因此，思想是可怕的，他们唯一可想到的是如何捱过眼前的劫难，从真实得可怕的虚无之境重新逃回现实的庇护之中。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人心惶惶的大崩毁时刻，那坚不可摧的日常生活世界才得以轰然倒塌，那包裹在层层厚茧里的心才得以裸露，人们可以暂时逃离自己的角色身份，通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有了可乘之机。因此，这封锁时的电车也就成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的人生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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