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
作者：陈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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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与李商隐一起被人誉称“小李杜”。他的七绝如《泊秦淮》《秋夕》《遣怀》《赠别》《山行》《清明》等等千古流传，脍炙人口。他不只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文士，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政治谋略家，只是由于没有机缘用事，才干没有充分彰显，鲜为人知。他的一些咏史诗，体现了军事政治谋略和诗文才华的完美结合，独具卓见又富有文采，备受推崇，被人称为“二十八字史论”。但也有的咏史诗没有被后世正确理解，长期流传的解释，不一定符合杜牧原意，杜牧反而因此备受非议。如历代有多位诗评家说：“牧之处唐人中，本是好为论议，大概出奇立异。”“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好异而叛于理”，“其间有不顾理处”等等。仔细考究杜牧的一些咏史诗，澄清误解，力争还其原意，对正确理解杜牧其诗其人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一
杜牧咏史诗遭到批评最多的是《乌江亭》，原诗是：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据《史记•项羽本纪》：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初期，所战皆胜，“号称霸王”。但后来与刘邦楚汉相争，先胜后败，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围困，四面楚歌，大战失利。“项王自度不能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项羽带领残部冲杀汉阵，三杀而三胜，“汉军皆披靡”。“项羽乃欲渡乌江。乌江亭长倚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由于项羽死得壮烈，后世都目之为英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此诗代表了后世人们对项羽的景仰。
杜牧的《乌江亭》诗独持异议，认为项羽不能正确对待兵家一时的胜败，不能正确认识失败的主观原因，不能正确分析全局形势；丧失了包羞忍耻的大丈夫的气概，丧失了坚韧不拔的斗志，丧失了继续战斗取得胜利的机会。
后世诗评家对此持批评态度者居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的《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肯为君王卷土来。
后人以为此诗是专为批评杜牧而写。宋代学者胡仔认为“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即使少数欣赏杜牧咏《乌江亭》诗的人，也只是欣赏他在主观上提倡了勇敢振作的精神；在写作艺术上有“死中求活”之意。其实仔细研究杜牧的诗文身世，就会感到杜牧的独异见解，出于他以深厚的政治军事素养，对楚汉战争作了深刻研究，是一种真知灼见。
先说杜牧的深厚军事政治素养。杜牧的祖父杜佑曾任宰相，著有《通典》200卷。“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杜牧自幼博览群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怀有经邦济世之志。他在23岁还未出仕时，为讽喻“宝历（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就写出了纵论兴亡大事、视野广阔、议讥深刻的《阿房宫赋》，发出了震撼古今的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⑥这篇赋使杜牧一举成名。被时人誉为“真王佐才也”。
杜牧所处的晚唐，藩镇跋扈甚至叛乱，是国内不安宁的主要问题。杜牧叹息“韩彭不再生，英魏皆为鬼。……夷狄日开张，黎元独憔悴”。他在未取进士前，径自给不遵朝命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书，责以大义，表现了布衣青年论列国家大事的胆识。
杜牧26岁考中进士，开始了仕途生活。他最初十年为洪州、宣州、扬州地方官的幕僚，却十分关心朝廷庙堂的谋划。他希望自己能以兼备文武的方式实现人生抱负。他为此很下了工夫。他“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专事姑息”，“朝廷吊伐之道未甚得所”，写了一篇《罪言》。意思是“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此文从历代成败之史实论说山东（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之重要，由于朝廷自安史以来没有控制山东，以至藩镇叛乱不绝。杜牧为朝廷提出三策：“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他批评此前十余年朝廷三次收赵皆败，都因“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为“浪战”。杜牧总结宪宗时平定藩镇叛乱的经验，提出应从整顿法令，选用贤才，加强军备，积蓄财富入手，以求“自治”。他还“伤府兵（制）之废坏”，国家之兵，“居内则篡，居外则叛”，“卒伍庸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呼吁恢复唐开国之初实行的十六卫军事制度，消弭藩镇之祸。他还有鉴于往年两河盗起，朝廷战必挫北，故不议诛洗，束兵自守，而行姑息之政，作《战论》《守论》。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与“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勘其事迹，究其成败，形势虚实，随句解析，为《孙子兵法》作注三卷。他的这些论政论军的文章，没有引起当时朝廷的重视，但后世却有很高的评价。供帝王研读的严谨史书《资治通鉴》，不惜用将近三千字的篇幅摘编了这些文章，其篇幅只少于该书摘引唐朝名相陆贽的奏议，而超过摘引名臣学者韩愈的文章。从杜牧到司马光经历200年，政治家兼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历史的眼光对杜牧这些议论时政的主张给予肯定，充分证明杜牧见识的高远正确。
杜牧的《乌江亭》作于37岁时由宣州赴京途中。此时他正是成熟有为之年，以其谋划全局的胆识，对项羽当时的处境和面临的形势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当时刘邦虽然战胜项羽，但项羽的巨大影响仍在，刘邦并没有稳定地取得全局最后胜利。比如项羽败后，鲁公就不降刘，直到刘邦拿出项羽首级才肯投降。当时韩信在齐，彭越在梁，陈稀在代，郑昌在韩，贯高在赵，臧荼在燕，黥布在淮南，这些大将和王侯并不诚服刘邦。项羽死后，刘邦迅速解除韩信的兵权，加强对其他王侯大将的控制，但后来这些王侯大将仍相继谋反。不难设想，如果项羽占领江东，呼应全国，有项羽这面旗帜在，各路地方势力都会加大对刘邦的离心力，刘邦当时很难稳定地控制全国，天下之胜负还难于最后定局。按照杜牧的主张，项羽不应该在失败后一死了之。而应该“包羞忍耻”，也就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改弦更张，任贤用能，收拾民心，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当然是否能卷土重来，杜牧说得很有分寸，要看事态的发展。“卷土重来未可知”，并没有肯定项羽必能“卷土重来”。两千多年后，毛泽东评论胡仔等人的说法为“此说亦迂”。据此推断，毛泽东应是赞同杜牧的观点。
作了以上的讨论，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杜牧的《乌江亭》诗，基点是积极进取，审时度势很有见地，主张在事业遭到挫折时应该坚韧不拔，实事求是地寻找出路，这既不叛于理，也不是出奇立异。
二
杜牧另一首被误解较多的诗是《赤壁》，原诗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此诗通常被解释为：诗人赞赏周瑜巧妙利用偶发东风的机遇，发动火攻打败曹操。诗人以小见大，从一个戟头引出赤壁大战的场景；再以小写大，以二乔为喻，写出了周瑜保家卫国获得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