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如何扼杀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作者：杨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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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扼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很多种方法。政治迫害，政府封杀，这些方法我们都曾耳闻，也曾目睹，是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是包括获奖者本人都极力反对的。但是有一种扼杀他的方式是他很乐意接受的，那就是翻译，劣质的、不负责任的翻译。
　　之所以说他乐意，是因为一般的诺奖作家都会以为，通过翻译，他的作品会走出国门，传播到五洲四海，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读者，借着翻译，可以领略大师的风采，尽得名作之原貌。通过翻译，诺奖作家可以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名声大噪；如今，文学翻译还要通过购买版权才能获得，出卖版权作家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这样一来，翻译可以使诺奖作家名利双收，那他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是，名作还要名译，才能在异国他乡真正落地生根，被广为接受。莎士比亚借助朱生豪先生的生花妙笔而在中土进入经典，巴尔扎克靠了傅雷的传神的翻译，才脱胎换骨，成为翻译文学的典范。说到哈代，一定想得起张谷若；提起塞万提斯，一定会想起杨绛；一说福克纳，一定会想起李文俊。这些名家名篇，是通过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翻译名家的精心绎译，才真正走进中文读者群中，可以说，这些翻译大家是这些外国作家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反之，名作如果没有名译，那么在翻译的那一刻，名作和名作家就被扼杀掉了。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关注获奖作家和作品。每到十月宣布诺奖获奖名单的日子，我国的媒体和文坛就分外热闹。媒体会不遗余力地报道获奖者，文坛则一定会议论中国作家离诺奖还有多远，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之势。中国作家离诺奖似乎是遥遥无期，而每年获奖的作家我辈又大多闻所未闻，往往是骂一通诺奖评委会那一帮子老头子们眼老昏花、有眼无珠，搅一通那浓得化都化不开的诺奖情结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购买版权，组织人员翻译出版诺奖作家的作品，一般不到半年，这些作家的中文版就登堂入室，正式面世了。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快餐式”的生产流程，能产生出翻译精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要“慢工出细活”的，需要译者对原作者及其作品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如果可能，译者最好是该作家的研究专家，对作品了解得越深入，越细致，越能深入原作的精髓，才能越多地获得原作的神韵。文学翻译如果不能保持“原作的风姿”， 那就不能称之为文学翻译，而只能是“文字翻译”。台湾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余光中先生说：“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①（余光中：《翻译和创作》）他在另一篇文章《作者、学者、译者》中还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直译、硬译、死译正是创作之反，因为创作的活鸟给剥制成译文的死标本，羽毛一根不少，却少了飞翔。”②这样的翻译，无论从文字上多么“忠实”，都算不上是好的翻译。而实际上，文学翻译如果不能尽得原作之神韵，那就是不“忠实”。
　　说到对翻译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就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虽然以文学创作而名满天下，但他从1921年至1931年这短短的十一年中，经他翻译和校订的作品就有34种之多，包括苏联、日本、荷兰、匈牙利美国等国家许多作家的作品。鲁迅的翻译作品约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可见他对翻译工作是何等重视。同时，鲁迅先生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也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的好友许寿裳说：“那时我和他同住，目睹其在骄阳满室的壁下，伏案工作，手不停挥，真是矻矻孜孜，夜以继日，单是动物的译名，就使他觉到不少困难，遍问朋友，花去很多的精力和时间。”③他的妻子许广平说：“鲁迅自己对待他的翻译工作，也承认不是那么容易随便处理，而是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做一个把别地的异卉奇花移植到中土的辛勤的劳动者。”④
　　另一个以译风严谨而著称于世的翻译大家就是傅雷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庄绎传教授在他的《英汉翻译教程》里这样介绍：“他对译文精益求精。《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次。他不满足于自己已出的译本，有些书还要重译，出新的译本。包括《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样的长篇巨著，他都重新译过。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译者的责任感。”⑤傅雷先生本人也谈到：“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但作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⑥（《翻译经验点滴》）
　　郭沫若先生早年曾翻译过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他曾教导翻译工作者：“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⑦他还说：“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⑧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允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准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地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这种译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它的先决条件是：（一）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⑨
　　够了，不需要再更多地引述前辈翻译大家的论述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是和他们对翻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分不开的。前辈的教导言犹在耳，而我们现在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又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看看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翻译。
　　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得诺奖时，国内外国文学界纷纷惊呼：库切是何许人也？连获奖者姓甚名谁都还没搞清楚，对他的作品就更陌生了，连他的名作《福》（Foe）都译成了“敌人”，颇闹出了一些低级的笑话。然而不出半年，库切作品的中译本就摆上了书店的书架！也真难为那些译者和出版者，那几个月是如何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赶活儿，然而，赶出来的东西一般难成精品。库切作品中译本很值得一读的少而又少。
　　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的获奖较之库切少了些悬念，2005年他若不是因为发表了土耳其政府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言论而遭到起诉，当年他就能戴上诺奖的桂冠。这件事闹得是沸沸扬扬，世人皆知。虽然使他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也使帕慕克的名气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出版商看上了这个用土耳其语创作的作家，开始物色翻译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名字叫红》的人选。然而，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国内懂土耳其语这个小语种的人就像这个语种本身一样稀少，这些人对帕慕克这个名字相当陌生。最后找到的译者大家都很熟悉了，而据他本人讲，他对土耳其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并不了解，帕穆克和他的作品更是头一次听说，他在大学里主要是讲授商务土耳其语，此前从未翻译过文学作品，而他拿到《我的名字叫红》后，原作连一遍都没有看完就着手翻译了！
　　我真佩服他的胆量！
　　这样仓促上阵的译作，无论如何是难称得上翻译佳作的。而他自己则说，他翻译出了原作百分之九十的味道，帕穆克先生对他的译作还非常满意⑩。
　　帕慕克满意的话，估计是冲着该书在我国巨大的发行量来说的，因为他不懂中文，译得好坏他再是文学大师恐怕也无法评判。不像英文本，帕穆克本人就精通英文，译文好坏他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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