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魏微：含蓄通透之美
作者：胡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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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1970年生。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以及各类文学刊物奖。小说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以及荣登1998年度、2001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波兰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对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讲，文字好比是来自远古的神旨之一，文字里总会隐含民族习性的密码。简体字对繁体字意境虽有破坏，但它们之间，仍有割不断的神秘联系。“六书”曾为《周礼》提及，由此我们想象，古汉字的诞生，恐怕跟礼仪有关——在这里，我无意去讨论劳动说与文字起源的关系。因礼仪的缘故，古汉字似乎天生就能容纳很多很多的情志，譬如说道德关系里、等级意识下、统治意志内的各类情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无不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天人观有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深入到文化意识去探究，文字既是一种由时日所选择的共通符号，也是一种能暗示行为的心理约定。
以我们将要谈到的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 为例，小说题名中的这个“女”字，本为象形字，按其形，人有一个下跪的姿势，这一造字、这一字，讲了阴阳乾坤，讲了“女”与“从田”之“男”的相对意义，讲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通过《说文》等前人著述，去探究一下字词源流即可得知。古汉字，所背负的人伦传统，所传达的道德要求，很重很重。古汉字，是承担了意义重负的文字。如果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一说成立，那么这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文字这种有记忆优势的符号，所带给我们的心灵暗示。
但同时，表意文字的随意性，使之在表达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等特征。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开篇即论“易之三名”，以证“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兼驳黑格尔之自大 ，并示汉字之博大精深。汉字的造字法、内部结构，其实早已为自己设下两难之局：它对道德寄予厚望，但字词的歧义性又模糊了道德的权威；它在道德要求上是明晰的，但它在表意上却是暧昧不清的。它希望借助道德增加人类幸福、维持人间秩序，但它又深知，人事是难以说得清清楚楚的，它很难以理性与逻辑手段对事物来个清晰明朗的了断。
如何摆脱古汉字里，暗藏的对人的苛刻要求，如何体察并认可现代人文情怀的新传统，也许正是现代汉语及其写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汉字原本已有的暧昧性、无所不及的隐喻修辞，为现代汉语的写作走出狭窄的情志审美传统，适应时势的大变局，理解现代人的复杂处境，提供了出路。如果要恢复对汉语的信心，我们就要坚信：伟大的语言，会养育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对伟大的语言而言，是一种灵魂的应答。
我想，《大老郑的女人》洞察了汉语某些内在的传承秘密，她有语言及精神层面的觉悟。聪明的魏微，轻轻地，拨开了道德的严厉规训，在不离弃中国人对人事之基本看法的前提下，将语言的隐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小的篇幅，有大的情怀，大的审美抱负。世俗生活有世俗生活的法则，《大老郑的女人》由道德的事出发，但又凭借感知与顿悟，走出狭窄的情志审美传统，使小说不至于堕入道德义愤与教诲热情之中。在这样一个道德与抒情均被滥用的时代，一个作家需要极大的勇气、审美信心，才会没有怨恨、没有谴责地去写作。
《大老郑的女人》对现实有惊人的领悟力。
她发现了，小城镇那种深藏于时光深处的气淡神定。在中国，小城镇没有大都市那种除旧布新的惊乱与焦虑，它有些笨重、迟缓，它是时代旋律的余韵，缈缈荡荡，不浓烈，但又久久不愿消散，它是旧时代的神经末梢、新时代的兴奋终端，它有不易让人察觉的丰盈活泼。相对于大都市，小城镇是侥幸的，行动的缓慢，往往能使它避过浩劫，它有强大的包容力，它能满足人们过日子的欢欣与心安，它像冬暖夏凉的临时避难所，收容都市的潮流碎片。
《大老郑的女人》对小城镇那种积极而富感染力的气质，有相当出色的描述。
她写小城镇的时间，“城又小，一条河流，几座小桥。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
她写小城镇的民风，入木三分。“谁家没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些事要是轮着自己头上，就扛着，要是轮着别人头上，就传一传，说一说，该叹的叹两声，该笑的笑一通，就完了，各自忙生活去了。”在这些朴实而克制的语言内部，我感受到，对古镇民风，作者爱得深沉，几近忧伤。
《大老郑的女人》由开始到最后，发展得是那么的自然，自然得我们几乎可以忽视小说的情节，但事实上，小说的情节与小城镇的人情世故高度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情就是小说的情节，自然又合理。作者以慢而自然的时间节奏，接纳了汹涌而至的冲突，小说有处乱不惊的气度，小说中的人物有坚强的人格。“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小城的女子，远的不说，就从穿列宁装开始，到黄军服，到连衣裙，到超短裙……这里横躺了多少个时代，我们哪一趟没赶上？”
小城镇有小城镇的创造性。先是温州姐妹来这里开发廊，这个广州发廊据说“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当福建莆田人大老郑来到这个小城镇的时候，外地人已有一定的规模。《大老郑的女人》预设了一个大胆而有冲击力的假设：社会的破局，是不是首先从女人身上、从男女关系开始发生？！广州发廊的女人，身份在明，看得到；而大老郑的女人，身份在暗，看不到。小说中隐约提及的“娼”、“妓”、“半良半娼”，成为最有力的时代隐喻。作者这样写，“时代讯息最惊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我们小城女子的身上”。这种变化，触及到汉字传统内部最沉重的体系，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旧有的道德体系。如果小说仅描述小城民风民情，那么小说则仅止于风情画，但作者巧妙地以明暗对照的方式，进入并展开“女”性这一巨大而有力量的隐喻，进而对社会之变局、传统之命运提出了独到且深入的反思。发廊、城里，这些字眼，象征着现代工业技术的前奏，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女人们却操着古老的皮肉营生，支撑起很多家庭的经济生活，女人是苦难的先知，她们像大地一样沉实。这些文字深处的对比，极具反讽之意。有着小情小调的小城镇市民，如何应对生活秩序的危机？
节制贯穿整个思考的过程。虽然狂放也是一种写作趣味，但我认为，节制一定是写作的美德、写作的信念。要知道，语言可能会损害作者的写作对象，进而损害写作对象后面的那个“自我”，只能节制，才能帮助作者从无度的放任中解救出来。放逐诗人的柏拉图，尽管一直令诗人们不快，但他对语言的幻象，早有先见性的警觉，“影子中的影子”，真相在别处，如果要追问真相，就一定要对这种摹仿下的产物（语言）有所醒察。 魏微很懂得“度”的分寸，她很懂得中国人或粗鄙或细腻的脾性。对粗鄙，她抱之以善意。对细腻，她投之以轻柔。作者善于用反观的手法：她写一个动作，就能直达人的内心；她布置一个空间，便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心理描写达不到的境界，但是她做到了。有些中国人聒噪，但有些中国人却拙于口舌，尤其是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即使身子是缠着的，嘴也还在扭捏迟疑。要穷尽这种难以敞开的心灵，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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