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乡关何处？

作者：王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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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是贾平凹专门为进城打工的乡下人而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小说，它看似平淡自然但却处处暗藏玄机，言有尽而意无穷，它也是贾平凹多年乡村叙事的一个总结，其中三昧很值得探究和体味。
　　
　　 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故事
　　
　　《高兴》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进城故事，小说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通过对主人公日常生活精雕细刻式的描述，从吃喝拉撒到生死爱恨具体入微地展示了乡下人的城市生活史，形象而逼真地再现了乡下人进城后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境遇。
　　戏仿《堂吉诃德》式的故事模式来叙述乡下人闯荡城市的经历是《高兴》别出心裁之处。《高兴》和《堂吉诃德》在许多地方都互相对应，如主人公刘高兴和五富闯荡西安城与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行侠游历相对应，并且人物的性格、经历遭遇在不少地方都很相似。刘高兴机智侠义中不免带有点天真迂腐，他让五富乘看门人不备将胶水放在凳子上，使欺负五富的看门人出尽了洋相，此后他伙同五富惩治了企图霸占保姆翠花的雇主，并帮助翠花讨回被雇主扣压的身份证，再后来他又用计教训了专事罚款的市容纠察，不顾生命安危拦阻肇事逃跑的汽车，总之，精明能干的刘高兴不仅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喜好替人打抱不平的传统侠士，而且还是一个粗通文化吹得一手好笛子的当代农民。同堂吉诃德把邻村的农家女儿杜尔希尼亚作为意中人一样，刘高兴也将来自乡村的女孩孟夷纯看作自己的心上人，他对孟夷纯所表现出的柔情侠骨十分令人感动，孟与男友闹翻，男友寻衅闹事将孟的哥哥杀死后逃走，而当地公安部门却因经费紧张无法外出将凶手缉拿归案，为给遇害亲人雪恨，孟夷纯只好出卖身体换取钱财来支付办案经费，孟夷纯这种忍辱负重、坚韧执著的生活态度令刘高兴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孟夷纯的卖身如同自己去鬼市倒腾那些偷来的赃物、收医疗废品一样为生活所逼，他们是污泥中的荷花，虽然生活在污浊中，但心性高傲。小说中曾多次提到塔街石碑上所记载的锁骨菩萨，她心存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妓女之职，原来是观音的化身。这么一联系，孟夷纯不就是当代的“锁骨菩萨”？难怪心高气傲的刘高兴一见到孟夷纯就被打动，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毫不吝惜地交给她，竭尽所能地帮她早日了却心头之愿，尽管刘高兴这一行动就像堂吉诃德举着长剑同风车决斗一样有些天真可笑，但不能说它不感人。
　　同堂吉诃德说服桑丘·潘沙做自己随从出门冒险一样，刘高兴也带着乡党五富一道进城打工，尽管刘高兴没有像堂吉诃德答应让潘沙做总督那样给五富一个承诺，但他同样暗示五富只要能扎根西安就能挣更多的钱。矮而胖的五富有着和桑丘·潘沙相似的外形，老实憨厚、忠心耿耿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然而外表邋遢、为人老实的五富绝不纯粹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整部小说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五富了，他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刘高兴逊色。与刘高兴相比五富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不讲究吃喝穿着，吃苦耐劳、节俭成性，他宁愿将自己的肚子撑破也不忍心让食物白白地浪费掉，满脸憨态的五富不仅经常遭到城里人的取笑和羞辱，而且还常常被其他来自乡下的农民欺侮蒙骗，老实巴交的五富除了默默忍受、嚎啕大哭一顿外，别无他法。当然五富也有着农民式的促狭和狡猾，比如他和门卫握手时故意用力让对方吃了个闷亏，门卫让他装三个旧暖气片带走，他却多装了三根钢筋和一串螺丝帽，门卫用言语作贱五富以为五富听不懂，五富却故意装呆乘门卫得意忘形之际将家属院的钢管、钢棍和铁丝偷走。五富还善于使用一些小伎俩来骗取对方，如他将鼻血抹在脸上，顺利地帮助翠花从恶人手中讨回身份证，他买纸牌送给家属大院的那些老太太们，博取她们的好感以便自己好到大院里拾取垃圾废品。老实邋遢的五富配合着精明能干的刘高兴倒腾出一幕幕绝妙的好戏，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喜剧式的人物五富最终暴病而亡以悲剧谢幕，这是读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高兴》毕竟不是《堂吉诃德》，精明敏感的人承受心理上的煎熬，迟钝麻木的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这就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全景写照。《高兴》正是通过形式上对《堂吉诃德》的戏仿暗示读者，刘高兴、五富式的进城模式如同堂吉诃德的行侠冒险一样，失败在所难免，刘高兴那种扎根城市发家致富的愿望只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春秋大梦，刘高兴甚至连堂吉诃德还不如，因为后者临死前终于幡然悔悟，而刘高兴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梦中。
　　
　　扎根与拔根
　　
　　“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出的诸多社会问题，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形形色色关于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不胜枚举。早在1995年贾平凹就写过一部涉及到乡下人进城的长篇小说《白夜》，那么新作《高兴》和《白夜》及其他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我在阅读小说文本时特别留意的问题。《高兴》的叙事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展示乡下人的城市生活图景和生存状况，贾平凹更关心的是被叙述对象自身如何看待进城这一事件，其中包括被叙述者对城市的主观想象以及城市留给他们的客观印象和真实感受。
　　这让我想起了韩东的《扎根》，《扎根》是可以和《高兴》进行对读的小说，《扎根》中的老陶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作家，为了逃避城市里严酷的政治环境，也为了表明自己努力改造的决心，他决定将家从城市搬到苏北农村，并希望自己和后代都“扎根”到那里。他怀着打下“万年桩”的想法，在农村开荒种地，饲养家禽，让妻子当赤脚医生，让儿子努力适应农村生活，并希望其长大后能在农村结婚生子，从而把生命延续到广阔的农村生活当中。与老陶相反的是刘高兴却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希望自己能扎根于城市，像一个真正的西安人那样过上城市生活，他时不时地穿西服打领带戴着墨镜完全是一副城市小老板的做派，他还特地买了一双女士高跟尖头皮鞋准备给未来的老婆穿，这样的鞋只有生活在城里的女人才能穿。老陶的扎根农村和刘高兴的扎根城市尽管方向相反，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通过改变生活空间来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事实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现象都发生在历史转型的关口，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处于波动状态，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导致人们生活范式的重大变革。老陶时代的乡下农村是整个社会的焦点，农民的政治地位要远远高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老陶从城里“下乡”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刘高兴生活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消费时代，消费时代的活动中心在都市，都市里不仅到处陈列着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物质，而且还蕴藏着无数个发财致富的机会，因此刘高兴们由乡下“进城”也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他们心目中的“城”就是财富的象征，进城就是为了获取财富，扎根城市就是要永远生活在金银山上，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钞票。但问题是城市是否会接纳乡下人，乡下人能否适应城市生活？
　　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主人公改名说起，为了能在西安更好地发展，刘哈娃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吉利而好听的名字——刘高兴，然而改了名字的刘高兴是否从此就如愿地在城里站稳脚跟，发家致富成为地道的西安人呢？随后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要说是城里人不接纳他们，就连韩大宝这样先行入城的乡下人也不能容忍他们，最终用计将刘高兴和五富排挤出西安城，并导致五富病死咸阳工地的悲剧发生。刘高兴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城市的错误认识，他们或者过低估计城市，错误地认为城市也不过如此，城里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貌堂堂、高高在上，但其实城府不深很容易被乡下人糊弄制服；或者过分贬低自己，认为自己是城市里的“苍蝇人”，只能倚靠吸食城市丢弃物才能生存。他们被城里人嘲笑、作贱的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报复打击城里人，刘高兴认为城里人就是曾经的乡下人，他们也是刚刚从祖辈、或父辈开始进城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区别仅仅在于进城的时间先后和在城里时间长短而已。这样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异就被简单地置换为时间差异，时间成了乡下人城市生活的主要对手，只要能熬过时间这一关，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城市远不像刘高兴想象的那样简单，时空因素并不是形成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城乡差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时间作为乡下人进城的主要对手如同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冲向风车或羊群一样可笑。事实上城里人下乡和乡下人进城并不简单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对等概念，城里人只要能吃苦愿意呆在农村他就能在那里扎根，而乡下人即使再能吃苦再怎么向往城市想在此扎根绝非易事。城虽然也是土筑而成，但一旦筑城后就变为商业、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其土性丧失殆尽，而乡下人离开土壤赶赴城市说到底就是一次彻底的拔根行为，他还怎么能在没有土性的城市生存？如此看来，刘高兴扎根城市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繁华热闹的城市生活对于他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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