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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困惑和悲哀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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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呈现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这些都属于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但迄今为止却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发现里面对这些问题早已有所思考、描述，或者暗示、隐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注。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在一个偏远的乡村附近，据说出现过一只巨大的鼹鼠，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写了仅有的那么一篇论述那件事情的文章”①（《一只鼹鼠，其身体之大，前所未见》），但这篇文章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反响。小说的叙述者“我”是城里一位年轻的商人，他为教师抱不平而重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但这份报告同样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招致了讥笑和嘲讽。乡村教师和年轻商人也由此产生了矛盾和误解。小说最后，乡村教师来访，坐在“我”的桌子旁一声不哼。“我”等待乡村教师离去，但他却没有离去的意思，“我”则不知道乡村教师究竟是什么意思……
小说中“巨鼹出现”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中心和焦点，围绕这一问题，专业研究人员和非专业研究人员之间，非专业研究人员之间、专业研究人员之间产生了许多误解和争论。这些误解和争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警醒和启示。
首先，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非功利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人为的，所有的人则可以分为专业研究人员和非专业研究人员。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自然是功利的，因为他们的任何研究既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又是他们得以晋升和获奖的条件和筹码，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源大体都来源于此。他们因为他们的“专业”而出卖他们的“研究”。所以，所有的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都是有局限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局限。只有业余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才有可能是非功利的，但这也只是可能，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小说中的乡村教师就是这样一个业余研究人员。他是一个小人物，他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但他却自觉自愿地利用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研究巨鼹出现的现象，其精神就像一个殉道者。他似乎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学术而学术，一切似乎只为了将巨鼹现象研究透彻，并将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但是，他并非没有个人的私利和愿望，他盼望因此而出名，期待因此而被调进城里去工作，他希望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以抚养他众多的孩子。“他甚至相当虚荣而且也想捞钱。”当然，他的研究也招来致命的非议和非难：“一个乡村教师除了追求大鼹鼠以外，是否就没有更有益的事可做了。”
熟悉卡夫卡生平的人都知道，乡村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卡夫卡自己，只不过卡夫卡是献身于文学创作。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将写作视作生命的作家。当初大学毕业时他对选择职业的要求是，“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为挣钱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在这一点上，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深受卡夫卡的影响，这使布罗德也经历了一阵非常痛苦的时刻，不过，后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卡夫卡的观点。“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②卡夫卡却没有像布罗德那样随机应变，自1907年10月他进保险公司供职后，一直到 1922年退休，他均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执著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说过，“写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写作位于内心深处，而办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这种永远的忽上忽下必然将我撕成碎片”③。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卡夫卡希望做一个纯粹的作家，进行完全非功利的写作。他为此殆尽竭力，甚至英年早逝。但他对自己的写作和工作均不满意，因为他既不可以专心致志地写作，又不可以全心全意地工作。
其次，所有的研究人员之间是相互隔膜和误解的，无论是专业研究人员与非专业研究人员之间，还是非专业研究人员之间，或是专业研究人员之间。
专业与非专业研究人员隔膜如山，不能相互理解，并且根本就不愿意相互理解，他们更多的是相互讥讽和怨恨。乡村教师是非专业研究人员，并没有人要求他进行研究，但他不得不研究。他进行研究凭的是热情和激情，最后他把这种研究似乎当成了一种信仰。“乡村教师是多么有毅力，多么忠实于他的信念。”但他“毕竟学识有限，根基浅薄，无法对那个现象作出彻底而又恰当的描述，更不用说提供说明了”。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反而遭到了权威人士的非难。几年以后他对文章进行了小小的增补，“令人信服地控诉了他在那些最不应该不明事理的人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懵懂无知”。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见到了一位学者，但他马上发现学者囿于无法克服的成见不可能理解他的成果。在他报告他的研究发现时，学者是那么心不在焉、假装思索，“显然他觉得这件事整个儿都非常滑稽”。即便以后由于年轻商人的介入和帮助，这件事也许会引起一位教授的注意，他甚至会委托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去调查此事。大学生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为这样一件奇特的事进行辩护，但他“因此会遭到大家的嘲笑”。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只是“也许”，而不是事实。
非专业研究人员之间的误解和猜忌并不见得就少一些。年轻商人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写文章力不从心，“尽管就掌握这个领域全部必要的知识而言我远比教师强”，他的文章也不成功。况且，他也不了解学术界的章程。他之所以介入此事，纯粹是为教师进行辩护。但是，他们两人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关心的不是他的那个主要的意图，即证实那只大鼹鼠确曾出现过，我关心的是为他的正直的品行辩护。”因此，“到头来，我这个本想声援教师的人便会为他所不解，很可能非但帮不了他的忙，自己反倒需要一个新的帮助者”。乡村教师对年轻商人的研究也有所耳闻，但他却给年轻商人的研究设置重重障碍，他以为年轻商人是在跟他作对。最后，他们相互之间的敌意越来越严重。“世界上的人品质恶劣，而有人却在推波助澜”，乡村教师就是这样猜度年轻商人的。
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同样是相互争斗和嫉恨，他们还具有更多的冷漠和麻木。学术界有自己的学术章程、规则和潜规则。学术圈外的研究进入不了学术界，而学术圈内呢，“每一个新发现将立刻被纳入科学宝库的总体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是一种发现了，它便整个地升华了，消失了，人们得有一种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力才能将其辨认。有人会将一个新发现同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争论中，同这些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新发现又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在旁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以为是在讨论那个发现，而其实讨论的完全是别的事情，下一回我们以为是讨论别的事，不是讨论那个发现，可是讨论的却恰好正是那个发现”。学术圈外的人试图进入学术圈内，而学术圈内的人则老死不相往来。小说中的学者和教授没有任何交流，作者对此也没有任何描述和暗示。
第三，学术研究不可能获得真知。我们通常认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获得真知，然而真理在哪里，我们又如何能获得真知？一只鼹鼠的出现原本是平常的，但一只特别大的鼹鼠出现便超乎寻常了。这就使得乡村教师的研究有了价值和意义。但是，即便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即便同样是从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乡村教师和年轻商人的研究结论却并不一样。“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自以为已经证明了那件主要的事情，即证明了那只鼹鼠的存在。”而专家们则认为这件事是滑稽可笑的，“几年前我们就曾对它捧腹大笑过。自那以后，文章的作者没有变聪明，我们也没有变愚蠢。不过要我们第二回笑，我们可是笑不出来了。”专家们根本不读那些业余研究人员撰写的文章。叙述者“我”为了给发现巨鼹的乡村教师辩护和声援，决定写一篇文章，但他马上对这个决定后悔起来。他为了让人心服口服，便决定不援引教师的文章，因为那篇文章只会使他感到迷惑。乡村教师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所耳闻，可是乡村教师不知道，“我（年轻商人）是在顺着他的思路干还是在和他对着干。是啊，他甚至多半还以为是后者呢，尽管后来他矢口否认，我却有证据，证明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他设置起障碍来很容易，因为我是被迫去重复他已经进行过的研究，因此他总是可以先我一着。不过，这却是对我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唯一公正的指责了，而且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指责。但是，由于我立论严谨，敢于自我否认，那种指责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除此之外，我的文章却没有受到过教师的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也许甚至过于吹毛求疵，简直就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情似的，似乎我是第一个听目击者作证的人，是第一个整理那些材料的人，是第一个从中得出结论来的人。”不仅真知未能证实，这里又引发了发现权、著作权、版权等诸种问题。
诚然，曾经有人见过巨鼹，但后来的人都只见过乡村教师描述巨鼹出现的文章，谁也不可能再次亲历巨鼹出现。那么，怎么可以证明巨鼹确实存在呢？“那个现象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而人们也没有怎么费劲去搞清楚它。”“一只那么大的鼹鼠肯定是件稀罕事，不过人们也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更何况鼹鼠的存在未曾用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过，人们无法把那只鼹鼠拿出来给人看。”鼹鼠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有关鼹鼠的文字，以及有关这些文字的文字……用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从能指到能指，根本就不触及所指。“我们原以为是所指的东西，即原来在某个层次上对于某一类能指来说确实是所指的东西，却在一种无穷退行中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层次上对于更底层次的所指来说的指意系统。”④如果鼹鼠根本就不存在，讨论鼹鼠的文章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真理不存在，我们又如何可以获得真知呢？如果真理不存在，捍卫真理的激情和热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乡村教师》开始创作于1914年12月18日，距今已将近100年了。卡夫卡在隔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几乎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写了《乡村教师》”。1915年1月6日，卡夫卡宣称“暂时放弃《乡村教师》”⑤。从小说没有真正的结尾来看，它确乎是被作者放弃了。一个世纪以前卡夫卡“无意识”的写作，不幸却言中了我们这个世纪学术研究的困惑和通病。卡夫卡最终放弃了他的写作。我们在读过卡夫卡后又该放弃些什么呢？是写作还是学术？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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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卷，第353页。文中有关《乡村教师》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页码。
②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③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卷，第390页。
④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⑤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卷，第349页，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