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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于情者的生命恋歌
作者：程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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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巳又称为袚禊、修禊、春禊，对晋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本来是在水边洗濯以袚除不祥祈求平安的祭祀仪式，到晋代时其原始意义已经减弱，逐渐演变成春游踏青的欢乐聚会。 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日，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在这次千古风流盛会上，名士们尽情地欣赏领略自然美景，并感物兴怀，写下了大量诗作，王羲之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作《兰亭集序》。他们以充满深情的目光关注自然界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更以深情的胸怀唱出一曲生命的恋歌。宗白华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 ①金圣叹评价《兰亭集序》曰：“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眼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余嘉锡先生也说：“盖右军亦深于情者，读《兰亭序》，足以知其怀抱。” ②东晋士人满怀深情地面对自然，赞叹着自然的神奇美妙；也满怀深情地面对生命，咏唱着对人生无比的眷恋与热爱。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乐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人类早期社会以功利的目的看待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材料，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后来进入“比德”阶段，把自然与人的道德品格联系起来，作为善的一种象征，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诗经》和《楚辞》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对自然景象的生动描写，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等写景优美的诗句，但这只是一种“比兴”手法，借此以引起所要歌咏的人和事，自然景物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审美地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都是以“比德”的观念去看待自然山水，或将其作为抒发感情的背景，起渲染和烘托氛围的作用，而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山水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自然美真正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是在东晋时期。东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喜爱自然、亲近山水的人物。《晋书•谢安传》（卷79）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孙绰传》（卷56）言其“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晋书•王羲之传》（卷80）：“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东晋时期，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丰富多彩、景象万千的自然对象，它们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比德”，而是能使人陶冶性情，心情舒畅。文人们亲近自然、娱情山水，陶醉在美妙的自然景致中，欣赏品味着自然山水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和乐融洽的亲近关系。
王羲之《兰亭集序》与《兰亭诗》都以深情的笔触描写自然景致，体现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关系。《兰亭集序》首先交代了聚会的时间、地点与原因，接下来就描绘了兰亭的优美景色：“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诗人以清幽淡雅的格调构造出一个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晋时的会稽郡风景明丽秀美，顾恺之说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称“从阴山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文士们更偏爱清幽宁静的氛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诗》中也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左思《招隐诗》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说自然山水之乐胜过人为的音乐。这与西晋石崇的金谷盛会 “琴瑟笙筑”、“鼓吹递奏”之乐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对清幽静寂景物的偏爱，源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两个方面的原因。审美主体方面，主要表现为审视山水景物的态度。王羲之《答许询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支遁《咏怀诗》其一云：“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玄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采取了静观玄览的审美态度。从审美客体方面看，清幽寂静的景物更有助于人们融入自然，领悟宇宙和人生的玄妙。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东晋士人特别喜爱清幽静寂的自然环境。
在这样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中，士人们在悟道的同时也欣赏陶醉于自然美景之中，忘却自我，化去心中郁结，与自然融而为一，消释内心的烦恼和忧虑，获得畅快愉悦的审美体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对宇宙万物的仰观俯察之中，消解内心的烦恼忧愁。类似的意思在许多《兰亭诗》中均有表述：“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诗)，“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诗)，“寄畅在所因”(王羲之诗)，“寄散山林间”(曹茂之诗)，“豁尔累心散”(袁峤之诗)，“愠情亦暂畅”(桓伟诗)，“散怀一丘”，“豁尔畅心神”(王肃之诗)，“散豁情志畅”(王蕴之诗)，“寄畅须臾欢”(虞说诗)。“散怀”、“寄畅”、“寄散”等词语在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表明他们内心有着沉重的烦忧，只有通过山水化其郁结。他们欣喜地发现自然才是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他们以深情的眼光关注自然界的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体察到一草一木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一山一水都蕴含着“道”的玄意。
东晋文人的忧虑多是源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西晋灭亡之后，高门世族衣冠南渡，在江南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国破家亡的痛楚使他们普遍有一种惘然凄怆的心绪。《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新亭对泣的故事更能表明他们内心的凄怆：“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些事例都体现了他们内心凄楚的心境。王羲之虽然也谈玄服食，但是同时也有着积极用世的一面。《世说新语•言语》云：“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然而，东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王羲之的用世之志无从施展，必然会增加内心的忧虑。为了排解消融生命忧患和世俗烦恼，东晋士人把目光投向广阔的自然山水，在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中去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安慰。
二、深情者的死生之悲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 ③生死问题是中古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对死亡的感叹和忧伤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已大量涌现，如“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雄豪如魏武帝曹操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曹植亦说“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西晋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俱凋落之无期”等，无一不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王羲之所生活的东晋时期，文人逐渐改变了对生死问题的态度，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符朗《临终诗》云：“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 比起前代伤逝悼亡之作，这首诗已没有那种呼天抢地的局促悲哀与丧失神智的惊慌心态，显得比较超脱平静。陶渊明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对生死问题的思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对死亡的认识已经具有理性的色彩，人们从理智上已经认识到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四季的运行，寒暑的更替一样，应该以平静超脱的心情坦然面对人生最后的归宿。王羲之《兰亭诗》：“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也对生死问题抱有一种达观超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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