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遥远的绝响

作者：郭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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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我想起了两则琴的故事。
　　一则故事陈翔鹤已写到，不妨掉书袋，把本事抄在这里，这是《世说新语》中最精彩的故事，可作魏晋士人萧散悲凉人生情态的传神写照。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曾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代表，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未免过于简略，所以人们特重刘孝标的注释，他引录了《文士传》，不仅使这则故事叙事完整，充满细节，而且对嵇康的塑造可谓神完气足：
　　
　　《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
　　
　　其实，嵇康所弹到底是《广陵散》还是《太平引》，司马昭是否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人们更为看重嵇康面对死亡时的人生姿态，它是嵇康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死亡是美学化的死亡，这样的生命姿态，充满了悲凉之美。难怪后人执著考索，希望能重聆绝响。就连金庸《笑傲江湖》也要接叙“神话”，让向左使挖坟盗墓，找到令人神往的《广陵散》。
　　另一则故事与陶渊明相关，《陶渊明写〈挽歌〉》中没有写到。据《晋书·隐逸传》记载：
　　
　　（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陈翔鹤写这两篇小说时态度非常严谨，就连小说中人物的服饰都悉心请教当时致力古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作为一位学者小说家，他肯定知道这则故事，也许由于这里的记载与陶渊明《与子俨等疏》的自道相矛盾①，所以他并没将这则精彩的故事编排到小说中。我个人觉得，如将这则琴的故事纳入小说，它与陶渊明三首《挽歌诗》相互阐发，相得益彰，定然会使小说增色不少。
　　不同于嵇康，在魏晋士人中陶渊明是个边缘人物。嵇康人长得漂亮，取了少帝曹奂的女儿，而且还是士林领袖，《世说新语》有关他的记载有三十一条之多，陶渊明连一条也没有，他的影响主要在后世，特别是《挽歌诗》《自祭文》《形影神》对生死问题富于哲学色彩的思考，让后人充分领略了魏晋士人风流通脱的人生态度。
　　这一时期关于琴的故事还有很多。琴艺以清静为体，淡雅为用。道、无、玄、妙为琴境极则，后人将琴之精神归结为：清、和、淡、远、静、雅、神、净、逸、简、无、灵、明、宏、深、透、俊、妙……如果细品每一个字，其背后都会映衬出嵇、陶二人的气骨风流。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其实更是琴的。琴中所沉积的寂寞之怀、孤高之性、激愤之情，无不与二人的人生态度、精神风貌和个体品格相印合。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他们携琴独行，守护着独立高洁的人格，追问着生命的“大道”。只不过二人的方式不同：一个是以悲凉的生命姿态，一个是以静穆的哲学玄想。
　　小说的读法很多，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非得将作品置入创作时的文化语境，可以直接进入故事，这样并不影响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有些小说也许是这样，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经典，其所描写和揭示的生命中永恒的东西，在任何语境之下都会使你为之动容。但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不能这样读，你如果不了解它们的创作背景，不了解它们出版后作者的命运，你的阅读只能是误读，你对作品的领悟就会与一种历史感失之交臂。
　　《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都刊登于《人民文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不久就遭到了两波严厉的批判。第一波在一九六五年，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陶渊明写〈挽歌〉》是“反社会主义逆流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波出现在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当时恰逢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人民大学一部分师生认为《陶渊明写〈挽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他们还乱加“索隐”，称《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庐山会议，主持庐山法会的惠远和尚是影射毛主席，“刘遗民”是指刘少奇，“周续之”指周恩来，此外被破棺戮尸的刘牢之将军则是影射被罢官的彭德怀。②其实人大一部分师生的“批判”也是一种阅读，一种特定时代的畸形阅读，这样的阅读只能置作者于死地。在其后的“文革”中，陈翔鹤受到冲击和百般侮辱，一九六九年四月含冤死去。其更大的写作计划也未能完成。
　　当时有人私下问作者，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说：“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③在那样的环境里，陈翔鹤或许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我觉得如果将“老人”换成“士人”或“知识分子”，也许更能反映作者的心声。特别是我们将两篇作品放在一起阅读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其实任何一篇历史小说，其叙述的筋脉都会连通当下，即使是今天流行的戏说类作品，它也要向当下兑现些什么，无论是纸币还是刻意的解构。
　　在一个禁锢的时代，沉默是常态，想说话的人总是要变换方式。中国人重经验、重历史，每逢当下陷入困境，几乎本能地回头看，打捞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文人也往往搜寻可供寄托的对象，于咏叹之间，一抒胸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被称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双璧，正是通过重塑嵇康、陶渊明这两个历史人物，陈翔鹤为中国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人格范式，两种践行政治伦理的行为方式。嵇康不仅外表“风姿特秀”，而且性情孤高简傲，在人格唯美的追求中，践行着君子有所为、不得不为的政治伦理。小说也正是抓住嵇康的这一性格特征，将其自行“诣狱”，明知是深渊也要纵身一跃的承担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陈翔鹤笔下的陶渊明既有遗世独立的一面，又颇富平民气息，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君子有所不为的伦理态度，这里也许没有“刑天舞干戚”式的金刚怒目，但有的是拒绝，拒绝矫情，拒绝媚俗，拒绝人格的卑微。
　　这是两篇与琴相关的小说，琴可以加深我们对小说中嵇、陶二人的理解。桓谭曾言：“琴者禁也，古圣贤玩琴以养心，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达则兼济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不难看出，古人对琴道的理解始终与个人的行为和操守相关。这在嵇康身上体现为比德于琴——将自己的道德与精神追求投射到对琴材的描写中。在他看来，“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其所作《琴赋》极尽描写之能事，将自己唯美的人格追求在对琴的颂扬中表露无遗。正如其在赋中所慨叹：“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这样的人格范式虽知音难求，极具纯净之美，然一旦面对残酷而充满阴谋的政治斗争，就会在瞬间破碎。当时情景下，嵇康非常清楚，自己的申辩之路是一条不归之路，而要捍卫自己的操守，只能选择死亡。我有时觉得，嵇康临刑东市的那一幕，是他的精心设计，这一设计成就了《广陵散》，使其成为千古绝响。其实后人应该明白，假如真的有一天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使《广陵散》曲谱重见天日，重弹之后人们感受到的只能是索然和失落。《广陵散》的魅力并不在于音乐的美妙，而在于嵇康临刑弹奏的那个事件，它只属于嵇康以萧散神情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刻。
　　《陶渊明写〈挽歌〉》并未直接涉及琴，说这篇小说与琴相关是因为陶渊明一生爱琴。以前我们只注意了陶渊明的杯中之酒，而没理会他的案上之琴。陶渊明的田园为后代士人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然而，没有琴书的田园对于士人而言只能是避难所，而不是可以安托生命的精神家园。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翻检，不难发现陶渊明的田园世界始终浮动着琴书的影子：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有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
　　
　　小说中作者一再提起《自祭文》和《挽歌诗》，这些诗文充分表达了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特别是《挽歌诗》（三首），陶渊明生作死想，以死者的体验审视生者的情态，读后不尽的凄凉荒寒之感填塞胸间。而古琴最善于表达这样的生命感受。古琴散音悠长旷远，泛音空灵清澈，变化丰富的按音、滑音、颤音、吟猱音，如泣如诉，动人心魄。这样的音效使得古琴在文化传统中成为了凄清、幽远、荒寒审美境界的最佳表征。我想，《挽歌诗》如被谱成琴曲，陶渊明“委运自然”、“纵浪大化”的人生境界也许会得到最为适切的艺术表达。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称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与《晋书》称其“性不解音”的记载显然矛盾。
　　②③参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