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从下午到黄昏：雪色中非同寻常的人生展示

作者：王立宪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第四自然段中有这样的文字：“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这简直是一种诗化叙事，这里的花，这里的雪，以及联想到的北方的雪，却使小说中的“我”“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然而这样的雪以及雪中景色于“我”真的没有关系吗？这样的环境描写和由此引发的联想所引出的心情到底带出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下午，时光的走过和人在时光中的走过，总让人有一种总结感。小说中的“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家乡，就到Ｓ城，虽说是酒楼中的短暂止息，但却有心无止泊的漂泊感。恰恰在这个时候与旧同窗、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吕纬甫邂逅了，这样的邂逅预示着什么呢？首先预示着一场回顾的开始。小说通过吕纬甫的话展示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
　　吕纬甫曾和别人同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了起来。可见他是一个反对封建迷信、热心改革、不无激进色彩的有志青年。而如今他觉得做了一些事都无聊，人也变得麻木，正如他自己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是他的人生行动在失败后消沉、颓唐的具体体现。“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小说中的这一细节活画了他对自己人生轨迹的回顾，表现了人生境遇的不如意和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的忧思。从“我”和吕纬甫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吕纬甫已不在济南，他已和母亲去太原两年多，现在太原一同乡的家里教书，而且教的不是ＡＢＣＤ，依然是“子曰诗云”，“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但他说“他们的老子让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当年的一腔热血已变成了一腔无奈和随便，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无力改变人们守旧的思想，就只能随遇而安了。
　　在一段身体的漂泊后，吕纬甫似乎已少了思想的漂泊。但对吕纬甫形象的塑造绝非这样简单，小说中迁葬和给阿顺送剪绒花两个情节特别应引起注意。那是为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葬。本来春天堂兄就已来信，说坟边已渐渐浸了水，母亲得知此事很着急。但没有钱，连迁葬的事都不能马上办成；没有工夫，迫于生计当然无暇顾及。不管是“能有什么法子呢”，还是“当时什么法也没有”，都说出了吕纬甫当时生活的无奈。这就是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种无奈的悲凄和死亡之悲凄有着多么相似的调子。出乎意料的是，掘开坟后，除了已经快要烂尽的棺木，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退掉已买的小棺材，这样至少可以捞回几文酒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在“酒钱”和亲情中他选择了亲情，这是对母亲的安慰，也是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其实，坟里的“踪影全无”恰恰映衬了世上的“有”，有的是贫穷，有的是漂泊，有的是无奈，有的是辛酸，只是这种辛酸更多地隐在了文字的背后。吕纬甫将那装有泥土的新棺材运到埋着父亲的坟地上，在父亲坟旁埋掉了。三岁的小兄弟是怎样死掉的，小说没有交代，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那个落后和黑暗的年代无数幼小生命的必然结局，所以坟中的“踪影全无”却映衬了世上的“有”，有的是连绵不绝的苦难，有的是葬不尽的忧伤。
　　小说中吕纬甫给阿顺送剪绒花的情节令人动容。虽然吕纬甫说“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可见这一情节对塑造吕纬甫形象的意义。阿顺是吕纬甫先前的邻居长富的女儿，小说中写到她长得并不好看，但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多岁没了母亲，照顾弟妹，服侍父亲，事事周到。但她却因别人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而自己弄不到，哭了，为此还挨了父亲的打。小说写到了吕纬甫在长富家喝荞麦粉的事，因为第一次吃，感到不可口，“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特定情景中的阿顺心地那般美好，这给吕纬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阿顺身上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一句“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牵连起了世界，寄托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期望社会能够在人的改造中向好的方面转变。在那一刻，阿顺好像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对阿顺的好感成了他愿意去向阿顺表达美好愿望的动因。在他心中，这样的好孩子，世界应该对她好。剪绒花的事是母亲说起的，送剪绒花是她——一位母亲的愿望，这是一位曾死了孩子的母亲，生命的寒凉中可以生出对别人的关切，而吕纬甫成了这一愿望、这一关切的传递者。吕纬甫先是在太原买没买到，后来到济南才买到。可惜阿顺却无法享受到这份福气了。她曾因病中的哭而被父亲长富骂过，她也曾因不借给伯伯长庚的钱受过伯伯的辱骂。阿顺的悲剧命运恰好映衬了吕纬甫现实中的失望，对他不啻是一种打击。最后，吕纬甫只好托柴店里的老发奶奶送给了阿顺的妹妹阿昭，在他眼里，阿昭简直就像一个鬼，“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 阿顺的无法享受和不喜欢的人的得到，这难道是命运的不公，还是现实的舛错？吕纬甫肯定是失望的，那一朵火红一朵粉红的剪绒花，该是怎样的温情出现在并不温情的社会，该是怎样的慰藉出现在缺少慰藉的世界。它的归宿竟是吕纬甫并不喜欢的人，美艳的理想和生命的消去，折射出人生的无常和现实的严酷。苦难对一个美好生命的吞噬，让人想到生的美好和那曾经美妙的瞬间，想到生命对别人关注时的得意和温馨，而这样的生命却消去了，那两朵美艳最终没有戴到她的头上，吞噬她生命的是那个社会的黑暗和谩骂所弥漫出的黑暗。阿顺的死去对吕纬甫的失落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它象征着那个社会不变的黑暗和无数变幻莫测的命运。要知道阿顺的眼白“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但这样的“晴”最终死在了那个社会的黑暗中，这该是怎样的对比，生命之痛竟然写进了这样善良的生命中。吕纬甫送花的诗意被残酷的现实消减殆尽，但弥漫在作品中的诗意的忧伤却有增无减。吕纬甫们的忧伤是深深的，弱小生命的无助该是那个年代多少人生命的无助。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吕纬甫们命中漂泊却心怀天下，心怀天下却注定忧愁，贫穷和无奈是他们一生的命运。
　　迁葬和送剪绒花两件事办得都不如意，这是吕纬甫人生不如意的象征，也表现了鲁迅对逝去的一切的无限怅惘，对人生和世界的追问。
　　小说中的故事在雪的氛围中展开。那斗雪的老梅，那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反衬了“我”的哀愁和吕纬甫心情的失落和无奈，也是鲁迅对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自己）所寄予的希望。废园的破败和破败中的希望，包蕴了多少心灵的思考。如果说消沉的心如这片废园，它该需要怎样的激情来焕发生机，而那山茶花和老梅不就是生机的最好体现吗？“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这些描写烘托了吕纬甫叙述中的惆怅的心情，加大了叙述的浓度，让人生的寻觅感罩上了一层苍凉。结尾一句写“我”和吕纬甫分别时的情景，“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应该说颇有意味。谁能从那不定的罗网里走出？是“我”还是吕纬甫，还是谁？我们看小说在临近结尾时的对话：“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这段对话可以说是解读全文的钥匙，我们把他们和最后写雪的文字比照着读一下，便知道自然的迷茫映衬了现实中人物内心的迷茫，人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从吕纬甫的遭遇和他对现实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正如鲁迅在《两地书·二九》中所说：“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吕纬甫并非是一个不清醒的人，那段关于蜂子或苍蝇飞旋的话，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深切认识，是他苦痛心灵的形象化表白。他也感到不安，思想中不无自责。由他的遭遇和他对现实的态度，我们也可看到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停滞落后，充满了黑暗。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个人改变社会的努力是苍白无力的，未来的道路需继续探寻。
　　从下午到黄昏，雪色中非同寻常的人生展示，让我们知道了小说主人公吕纬甫的人生命运，这种展示更多地带有下午和黄昏一样的惆怅和落寞，又和雪色一起带着太多的生命的凉意和伤痛，还有那么多的未知，这就注定了吕纬甫们会漂泊下去，他们那消泯了的意志会告诉他们曾经有过的激情，他们孤独而伤痛的影子会成为那个时代形象的注脚。当然，酒楼上的这次邂逅也就注定了吕纬甫和“我”对未来会心生无限的忧虑。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