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守望与游移
作者：欧阳小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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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化精神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有论者曾分析言：“一种新的保守精神正在崛起，并在不同的文化空间获得了表现形式。”在此文化气候里，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日趋走向边缘，在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夹缝中重新寻找出路。随着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九十年代中国诗人与诗歌的价值定位也走向边缘。诗坛颇有些萧条之气。诗人们开始重新反省自身的位置：“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由此，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既是进一步对主流中心话语的逃避和撤离，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诗歌价值边缘化的集体尝试。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在诗坛整体的相对冷落中，九十年代以来，女性诗歌写作在走向边缘的同时也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显示出一种身处边缘却更为自觉的诗歌写作的生机与活力。从写作队伍方面看，进入九十年代，老诗人郑敏写出了《诗人之死》等在其本人诗歌创造中具有超越性意义的佳作；八十年代风头甚健的诗人舒婷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有所突破，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陆忆敏、张烨、王小妮、张真、林雪、虹影等人诗艺日趋圆熟；而一大批新秀如蓝蓝、安琪、穆青、吕约、李见心、晓音、路也、唐丹鸿、赵丽华、宇向、白地、鲁西西、丁丽英、冯晏、代薇、卢文英、柏明文、黄芳、宋冬游、唐果、娜夜、周瓒、丁燕、安歌、燕窝、巫昂、尹丽川等也纷纷加入诗歌创作。
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女性诗人们此时第一次以集团方式出现于历史时空，两份由女性编辑、围绕女性诗歌写作的民间报刊、期刊《女子诗报》①与《翼》②的面世，对于女性诗歌的发展与研究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女子诗报》的主编晓音在阐述诗报群体写作宗旨时说：“有意识地摆脱历来性别意识对笔下诗歌的纠缠。诗人们在一些具有前卫性创作倾向的诗歌创作中，用试图接近诗歌本身所做的有效实验和探索，进行了女性诗人在进入高层次的诗歌领域中，性别意识的淡化和直至消失的创作实践。”她强调以诗艺的提高来削弱淡化性别意识对于女性诗歌写作的影响；而《翼》杂志的主编周瓒冷静分析道：“虽然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为当代诗歌绘制了一处典型的狂欢图景，但在庆典般的众声喧哗中，女性诗歌的声音其实是微弱的”，穆青道：“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切实地建构女性写作的共同体，建构一方自由交往和真实批评的空间。”③与晓音略异，她们在此依然强调性别意识，但又同时削弱了对抗的声音而提倡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所有这些思考表现出她们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女性诗歌写作的地位与价值的日趋清醒而自觉的意识。她们在坚守性别意识与超越性别意识的矛盾中不断开拓诗歌的表现空间，将其对于诗歌的热爱与清醒的思考并行。尽管这种思考也许仍显粗糙与稚嫩，但她们在此基础上对于诗歌艺术进行了大量实践与理论的实验与探索。
对于女性诗歌写作的繁荣，笔者认为这不仅与九十年代以来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生活空间的存在紧密关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九十年代以来女性自我成长的新的高度。较之前期，她们的诗歌中的自我精神构成再次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一、性别自我的低调呈露
进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强烈而极端的女性声调有所降低，女性诗歌中的写作自我常常将前期激进的女性独立思想内化或常识化，那种激烈的男权反抗的姿态收敛了，这可以视作对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女性写作”的深入与发展，从中体现了整个社会心态、女性心理的变化。我们来看看此时仍然具有相当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的诗歌，蓝蓝的《现实》中这样写道：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善。也没有恶。／一群人在受苦。／如此而已。／／没有这样的词。／这些风吹散的薄纸的灰烬。／／一群人在受苦。／就是这些。／永不休耕的土地里／只有一个女人挎着光辉的篮子／默默地播撒种籽。
尹丽川的《妈妈》对于母性的反叛算是较为肆意、尖锐的——
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样做值得么／你成了个空虚的老太太／一把废弃的扇。
靳晓静的女性意识、姐妹情谊的表达更为宗教化、神秘化——
堤岸上的青草还神性盎然么／那些风关在我的身体里／血与水让它认识另一种文明／我的姐妹疑虑重重／谁在与我们为敌？女人除了爱便永无对手
——《2000，某岛•五》
这些诗中所呈现的女性意识里有前期的继承，但诗歌语调与姿态中可以感到前期鲜明的对抗姿态在降低，那种歇斯底里的性别呐喊在减弱。诗中对性别的阐释、对于性别的体验更为多元化，对性别的理解似乎也更多与日常生活与冷静情调相融合。
二、宏大自我的再现
此时，她们开始对外部空间进行重新审视与开拓，渴望在更博大、更普泛的命题发言，向女性之外的人群、女性之外的人类命运与历史文化等广阔范围遐思神驰，真正实现女性诗歌书写的飞扬与超越。《女子诗报》的主编及诗人晓音说：“作为一个诗人，我思索的对象已经超越了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所既定的秩序，面对一个博大无比的宇宙帝国，用笔与之对话。”超性别的、由内而外的女性诗歌写作取向再次复苏。她们希望不再局限于单一狭隘的女性意识，努力开拓内囿逼仄的女性视野。她们渴望以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心理传统作为自己心灵根据和文化背景来重新打量世界。因此，我们看到她们的诗作里充满对于人类命运的冷峻思考。相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以林徽因、陈敬容、郑敏等人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智性思考与想象，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者在各自的创作中，更多打破了那种对于人类整体精神与存在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化追求。诗歌呈现着某种内敛冷峻的色泽。她们游移于人类个人的悲剧命运同时也在守望新的超越。“五四”以来对于社会历史的激越的责任、使命意识在此隐匿了，然而却更增添了一种旁观者的冷静——
清醒者承受不住历史，他们／多么畏惧和虔诚，又多么勇敢／有时在历史书也寻不到证据／只有一张张虚空苍白的面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在其中／清醒者在走向灭亡的哀痛中丧失。
——马莉《清醒者承受不住历史》
自然之物远了。在一场告别仪式中／不是与动物和植物。／ 城市的广场有修剪过的绿地。／有整齐的街树。是的／人屈服于此。
——蓝蓝《自波德莱尔以来》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它只属于风和／静寂／一片沙滩或月亮下的杨树林／也许比我们更接近真理／汗流浃背挣来的蝇头小利在发毒／婚戒和纪念碑发出空空的回音，骨质／疏松
——路也《挽留》
在这里，有目的性的价值追求被延宕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无意义、偶然性更为突出，而诗人的态度更缺乏以往抗争与解救的精神内趋。在她们的诗中，某种理想、激情被一种克制语调收敛的同时也更为内在化，表现出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生命、世界的智性思考。在淡化了前期的自恋、自怜、自虐与自炫意识后，在打破超越的过往的固定意识形态的思想逻辑的幻觉后，女性实现着一次又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涅槃”。
这一类诗歌的代表是老诗人郑敏于九十年代中为纪念诗人唐祈而作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首)，这组诗作不再单纯而幼稚地回避某种非理性的人生、社会、民族命题，“在承认生命的脆弱、渺小和被动前提下展开思想，对个体生命的孤独、坚忍和痛楚，充满了复杂的母性的悲悯情怀，对现实生活的冷酷和民族文化中个体价值缺损的悲愤，呈现于字里行间”。诗中严谨的格律更体现出诗人对于成熟理性的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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