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俄罗斯艺术散文的珍珠
作者：朱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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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在前
漆黑的夜，如墨的河，阴森森的山峦，没有生命，没有色彩，没有运动。突然，黑茫茫的前方，出现了一星火光，一星又明又亮的火光……这就是柯罗连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幕。它是一幅画，一幅寓意深刻的画；它是一首诗，一首渗透着哲理的诗。
你可能以为这火光很近，像我们的作者起初以为的那样。它能不近么?漠大的黑暗之中只有这一个亮点，但它昭示着这茫茫的宇宙并不尽是黑暗，它吸引着一切渴望光明的生灵。比起那无尽的无望的折磨人的期待，它是多么的近！它在前方闪烁着、跳跃着，令人激动，引人遐想。就在它出现的一刹那，黑暗和光明靠近了，死亡和生命靠近了，现在和未来靠近了——任何长久地处在黑暗之中的人，一旦看到这蓦然出现的火光，没有一个会觉得它是遥远的。任何一个心中还有理想、还有追求、还有激情的人，没有一个不会为之动心、为之神往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星火光，它是梦寐以求的希望，它是近在眉睫的目标。
然而这火光其实还很远，正像船夫所说的一样：“还远着呢！”不是吗?船向前划了许久许久，但火光依然在前头。它能不远么?它的周围是无尽的黑暗，然而它的穿透力是何等的强大！当渴望的眼睛感到它的光芒时，它已经穿射过了无数层沉沉的黑幕。它能不远么?它被无尽的黑暗包围着，这黑暗是深厚的、沉重的、强大的。它要照亮世界，还需要长大、发展，它要长大得像太阳一样，才能把黑暗驱逐。但它目前还只是一星火花、一个亮点。路“还远着呢！”任何一个长久地处在黑暗之中的人，在经受了发现它时的一阵强烈激动之后，都会感到这一点：任何一个有现实态度、有执着精神、有冷静头脑的人，在经受了那种种神往和遐想之后，必定会意识到火光与自己的距离。
近也好，远也好，这些重要又似乎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火光已经出现。
近也好，远也好，这些都不甚确切，实实在在的是火光就在前头。
近也好，远也好，这些都不必去计较。只要向前，不断向前，近就会变成更近会成为不远。
甚至到达和没有到达这火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会接近它。不在目的，不在结果，只在行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也许就是《火光》所包含的主要思想。柯罗连科对火光的描绘是极为出色的。西伯利亚秋天的夜晚是火光出现的背景：流动着的小船给沉静的画面增加了动感；火光的出现又带来了活力；在对火光的感受中出现的又近又远的错觉又给这幅画面以层次感；“我”与船夫的形象及其对火光的认识既有情节上的对照作用，更寄寓着深沉的思考。船夫的形象非常迷人，他的从容不迫的划桨显示出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他的简短有力的话语又透露出一种远见、一种智慧。他的形象令人想到了许多，而首先是令人想到了俄罗斯人民——这一切都包含在短短的六百来字的篇章(译文)中，我们不能不佩服柯罗连科的才华！
自然，作为一位进步的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在《火光》中表现了他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来，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俄国的社会情势。然而，这篇写于十九世纪头一年(1900年)的蕴含着鲜明的现实内容和哲学思考的优秀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哲学因素越来越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一支激人奋发、催人向前的无声“号角”。
“俄罗斯最有学问的作家”
我们眼前的这些被称为“杂拌儿”的文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俄国诗人和作家勃留索夫的杂记中的一部分。这位被高尔基誉为“俄罗斯最有学问的作家”，以他诗人的敏锐和批评家的深刻，在这些看似不成体系的文字中，表达了他对艺术、文学和批评的见解。这些见解，有的也许还不十分全面，有的还多少带有一些偏激，然而细细品味和思考这些文字，你不可否认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不乏独具个性的真知灼见。而且，这些富于思辨色彩又带有生动的直观性的文字，不是出自以理论和批评为主要活动的职业批评家的笔下，而是出自一位以自己的创作为俄国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诗人和作家之手，因而更显得生动、深刻和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这些“杂拌儿”并没有严密的体系，其实它们之间却有着内在的联系。概而言之，作者议论的中心有三个方面：文学艺术本体、作家的个性和读者的接受。换句话说，作者涉及的是文学艺术的客观性、作家的主观性和作品的客观性与读者的主观性的统一等问题。
勃留索夫确实是一位饱学之士。丰富的阅历给他以凝重的历史感：哲学的思辨赋予他以思想的闪光；对本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厚修养使他的论述如鱼得水；诗人的气质又让他才气横溢、灵感进发；而对人民的真挚情感则造就了他的艺术理想和艺术生命。他随感而发，即兴运笔，旁征博引，纵横比较，信手拈来恰到好处，着意雕琢又不露斧迹。
试看他关于声韵艺术和戏剧艺术的论述，不但见解独到，而且还具有“预言性”。在本世纪初，他就见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人们对艺术的认识。如今，现代的录音和录像技术已使得他的预言成为现实。他关于“诗歌”和“散文”的见解也颇有深度：“在诗歌中，文字是目的；在艺术性散文中，文字是工具”；“真正的抒情诗永远是诗歌，但诗歌不仅仅是抒情诗”；“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毫无疑问只是散文”等等。这些见解虽不能说都是极为严密、准确和无可争议的，但无可否认，这些议论中的确闪耀着智慧之光。
作者关于“庸俗”与“陈旧”、“通俗”和“易懂”的论述相当精彩，其中贯穿着辩证精神，至今仍对我们有启迪作用：“庸俗的东西。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庸俗的。……在古代，所讲的庸俗的笑话，会使中国人和印度人像英国人或法国人一样感到庸俗。陈旧的东西是指现在仍为大家所习用的、众所周知的。现在陈旧的东西，可能在一百年以前是新奇的，可能在若干年后重新成为新奇的。”这一段话，既富于历史感，又充满辩证法。我们再来看另一段议论：“说得‘通俗’和说得‘易懂’不是同义词。说得非常通俗的东西，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可能‘不易懂’。对熟悉诗歌的读者来说，丘特切夫和费特的诗是很通俗的；而对初次接触诗歌的人来说，却是不易懂的。”这里，作者把“通俗”和“易懂”列人两个不同的范畴来讨论，是很科学的。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概念不但界限分明，而且归宿也不一样。“要使写出来的东西通俗，这是作家的事情；要使写出的东西易懂，这是要由读者努力去达到的。”作者涉及的其实就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笔下似乎有点玄，但勃留索夫却把它说得既通俗又易懂。在另外一段论述中，作者还进而对诗歌作品的“不易懂”进行探讨，他的分析十分客观、准确，令人信服。
作者关于“侦探小说”的议论实际上涉及到所谓“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之间的关系，他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创作和批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许多人还没有忘记我们的图书市场上充斥‘侦探小说’的那个时代。批评界‘大发雷霆’。然而，如果用衡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伟大作品的尺子去衡量‘侦探小说’(这种比喻当然是不恰当的)，这样做公平吗?难道一切写成的、刊印的东西都必须是富有诗意的吗?”用作者的话来说，“侦探小说是谜语的高级形式”，对这类文学的存在，人们没有理由“感到愤怒”。此外，作者在“独创性”、“创作过程”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精辟的论述。自然，在这些见解中，有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作出的，在相对的条件下，它们中有许多是真知灼见。我们判断和评价这些论述时，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和范围。
阅读这些杂记，作者的语言风格和修辞风格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的论断，绝少是从概念的演绎和推论中得出的，而多半是在直观的具体的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也许就是诗人或作家谈诗论文的显著特点。作者常常在一段生动的叙述中，突然以简洁的富于思辨性的语句进行高度的概括。作者的概括由于有生动的陈述或描写而显得充分而准确；而当我们回过头去再细细体味他所叙述或所描写的，这具体的感性的内容又因理性的概括变得尤为贴切和形象，于是我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和信服作者的思想。作者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当他批评“神秘主义批评家”时，他的比喻是尖刻的，语言是锋利的，有一种一针见血的锋芒，如下面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