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震撼人心的苦难叙事
作者：李运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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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中篇小说反响很大，不断被选刊转载和入选年度选本，得到评家高度赞扬。除《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马嘶岭血案》获得二〇〇四年人民文学奖，神农架系列还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神农架系列产生如此反响，除了直面现实、思想深刻和艺术表现出色，还得于两种鲜明情怀：对农民弱势命运的同情和坚守人道主义。两种情怀已化为作者刻骨铭心的创作意识。《母亲》正是体现这种创作意识的又一力作。
首先，我们能确认《母亲》是一部书写农民弱势命运和生存艰难的典型作品。
之前，作者的《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已被誉为“底层叙事”的代表作。《母亲》也属于底层叙事，但它具有更浓重的苦难情怀，更深刻地揭示了苦难与人性的关系，更集中地昭显了深山农民的不幸。将苦难推向极致的《母亲》，完全可以称为一部“苦难文本”。《母亲》所描述的深山中的农村家庭，都与幸运无缘。以母亲为中心的大家庭，虽然母亲的慈爱、勤劳和坚强能使子女不那么遭罪，但母亲的中年守寡和独力支撑，使这个原本贫穷的大家庭也难免艰难沉重。而五个子女独立后的小家庭，更是个个不幸。大哥患有高血压，大嫂患有晕眩症，可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更糟糕的是女儿患有心脏病，没钱医治而久病不愈，导致杏儿最终嫁不出去；大姐家也是穷得苦不堪言：得知母亲中风时，大姐穷得只能背来一篓香瓜“权当钱用”；过继给了赵家的二哥，同样家境不好身无余钱；子女中，二女青香是唯一吃公粮的人。可乡村小学教师的收入不仅微薄，青香家庭还风雨飘摇：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青香，还不断遭到无赖前夫的纠缠；至于小弟青留，不仅患有头痛病和间接性疯病，外出打工的老婆还长年不归，实际是弃夫抛子。在这种家家不幸的情况下，母亲的中风瘫痪无异于雪上加霜，真是应了俗话说的“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偏遭顶头风”。也正是这种雪上加霜的情况，最终导致五个原本孝顺的子女决定“搞死妈”的残酷选择。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苦难，善良的读者在心情沉重的同时，难免会想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母亲》所呈现的这种极端苦难是否真实？二是五个子女的最终选择在现实中是否可能?
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且慢说艺术是生活的加工和提炼，艺术需要创造典型，关键在于现实世界本来就有这种不幸的家庭和雪上加霜的事情，“因病致贫”也早已成为多见不鲜的社会事实。换言之，《母亲》呈现的极端苦难完全可能发生。笔者对陈应松有过一次访谈，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到了风景绝对美丽的神农架，却看到了生活绝对贫困的农民。许多人还在为温饱而斗争，家徒四壁，远离这个世界，仿佛是另一个荒凉星球上的人。这种现实让我震惊。我无力改变它，但可以写它。允许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存在的前提。”这说明，《母亲》所呈现的极端苦难，既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主体性的苦难意识，同时又有残酷现实的刺激和感召。而作者的苦难意识显然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
第二个问题要复杂些，涉及到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重大问题。如上慈下孝，是家庭伦理常规和天伦之乐；尊敬老人，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规范也是现代法律的规定；而救死扶伤，也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因此，五个子女最终选择“搞死妈”，确实于伦理道德是大逆不道，而且也于法不容。但尽管如此，我们却觉得悲剧的最终发生还是具有充分的可信性。从《母亲》展示的矛盾发展看，甚至可以说这是必然结果。作品描述得非常明确，对于完全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子女们，面前只有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是让母亲就这样痛苦地活下去；二是“搞死妈”，大家都早点解脱。这显然是痛苦的两难选择：选择前者，固然能体现子女孝心，但代价是拖累子女，甚至可能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果。正如大哥说的：“为妈，咱们家家的盐罐子都涮干净了”；也正像二哥说的：“妈不死，青香可能就会拖死，大哥可能就会累死。”也因此，当我们听到二哥的哭喊“妈，妈已经活到头了，不能再害我们了，我们都是可怜人啊，种田的啊，再这样下去，一家家都要家破人亡”时，谁能指责这些穷途末路的子女呢？退一步说，即使不涉及拖累子女，在无钱医治的情况下，与其让一个年迈老人这般痛苦活着，还真不如让她早点解脱。这种选择虽然还是大逆不道，但恐怕很多人都会在潜意识中这么认为。前面说的那些道理，五个子女其实都懂。因此在作最终选择时，他们不仅那么犹豫惶恐，找很多借口安慰自己，而且都有强烈的负罪感。由此可以说，最终“搞死妈”的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具有因果关系和逻辑性，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写什么”值得关注，“怎么写”则同样重要。当我们不能不信服于苦难和悲剧的真实性时，《母亲》的叙事就值得特别注意。《母亲》的苦难展示能使我们理解和产生共鸣，相当程度得于其叙事的出色。
整体看，《母亲》的苦难叙事有如下三个特征：
其一，采取步步推进的顺时序叙事结构
《母亲》采取的是传统的顺时序叙事结构。这种步步推进的结构，不仅充满内在紧张感，将矛盾逐步激化，而且能够充分说明苦难的残酷和悲剧的无可逃避。非常吻合作品的内涵和主题。小说开始描述的母亲首次中风和奇迹般的好转，其实是种铺垫：由此而开始展示母亲的慈爱坚强和子女们的孝顺，同时也作为后来发生“搞死妈”的悲剧的伏笔。子女们开始也是想方设法地医治母亲和伺候母亲，但由于本来的贫穷和艰难，不幸和矛盾便步步加剧。无论是由于无钱而逃出医院，寻找花费少的医治而上当受骗（被巫医胡乱治疗），还是青香接纳母亲后的不堪重负（青香由百多斤的人瘦得只有七十来斤，工作和孩子也受到影响），其实都是走向悲剧的过程。事实上，除非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否则积劳成疾的母亲很难复原，因此子女们的努力实际是徒劳的，而这就更加说明了苦难的残酷，最终也导致了“搞死妈”的惨剧。这种顺时序叙事不仅自然，也非常切合事情的发展变化情况。
其二，在多重关系中展开矛盾冲突
《母亲》的故事主线虽然围绕一个家庭而展开，但其叙事其实涉及到多重社会关系。如医院的医治就是为了赚钱；如村长所以拿来止痛药，竟然是为了收取修路集资款，几乎就是从垂死者身上剥钱。而村长似乎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这是上面的规定。也正在多重关系的叙事中，我们看到母亲及其子女的悲剧，已经远不是一个家庭关系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话题或者“安乐死”的问题。五个还是孝顺的子女，何以要让中风瘫痪的母亲喝下剧毒羊角七水，哪怕“妈妈的确是天下难找的最好的妈妈”。这种悲剧，并非一个孤立事件，一种偶然的不幸，实际涉及到农村的弱势群体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就使《母亲》的家庭苦难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母亲和子女的关系中，儿女们也做了一回带有传统封建意识的蠢事：反对母亲和老韩伯的结合。长子如父的大哥，甚至拿镰刀削指以示坚决反对。这不仅剥夺了母亲重新生活的唯一机会，也是导致后来发生悲剧的因素之一。老韩伯不仅对母亲真心实意，两人也情投意合，而且老韩伯有退休工资。如果两人结合，母亲的生活就完全不同，甚至可能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母亲和子女的这重关系，其实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其三，充分的写实化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大多采用了虚实相间的叙事，往往带有荒诞性和寓言特征，象征艺术运用出色。而《母亲》则基本是充分写实化的现实主义写法。除了情节过程和场面景观的逼真描述，大量形神毕现的精彩的细节描绘，成为写实化的成功标志。比如描述子女们痛苦抉择的结尾部分，很多细节就惟妙惟肖而又入木三分。如：“青留反应过来去与妈夺碗时，他发现妈的手劲真大，比他的还大，比健康人还大。青留与妈争夺着，可妈已经将药往嘴里倒了，青留拉住那碗，碗被妈的牙齿紧紧咬着，就像碗长在妈的嘴里，他撼不动了。” 当母亲明白自己处境后（实际是明白了子女们的心理），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从青留手中死力夺下碗后，三口两口的就将毒药喝了下去。《母亲》中，诸如此类的精彩细节非常多。神农架系列总是将人物处境与人物性格推向极致，和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直指生存本质和人性价值的思想很相似。而《母亲》这种写实化，其实也是从形而下的逼真描述达到了形而上的深刻思考和厚重的思想境界。
无论是苦难的思考还是苦难的叙事，《母亲》都充满悲剧的美学意义。朱光潜曾指出：“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不可能像滑稽戏或喜剧那样把它看成是开玩笑。悲剧描绘的激情都是最基本的，可以毫无例外的感染一切人；它所表现的情节一般都是可恐怖的，而人们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变得严肃而深沉。”（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读《母亲》，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而且能够强烈感受到朱光潜所说的悲剧艺术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充分体验到悲剧艺术的严肃性和崇高感。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在文学越来越走向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的文学确实存在过度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因此《母亲》这样的现实主义悲剧作品就特别值得肯定。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