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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耐人寻味”的相思之歌

作者：卢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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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作欣赏》二○○五年第十二期（下半月刊）刊发了刘学文先生的《“巴山夜雨”李义山——读李商隐<夜雨寄北>》一文。刘先生文(以下简称刘文)解释“君问归期未有期”为:“妻子来信了，多么真切可感，多么让人喜悦;可归期是‘未有期’，多么虚渺，多么不确定，多么无奈。”在解释此诗之前，刘文特意提到了李商隐与王茂元之女的 “政治婚姻”，并认为这场“政治婚姻”影响了诗人的仕途，使得诗人“仕途多蹇”。刘文明确指出《夜雨寄北》一诗所寄对象为李商隐的妻子王氏。笔者所不能认同者，此其一也。刘文对全诗四句按照先后顺序逐一阐释后，认为“全诗前两句实写当前其景，真切、凄凉。后两句虚幻未来，追忆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委婉、凄艳”。这句话包含着刘文对《夜雨寄北》一诗结构的认识(笔者认为有些诗就是一个整体，不需要也不能够分析它的结构，但是对于这首诗，只有理解了诗人怎样曲折地吐露自己情感，才可能真正把握此诗，详见后文)、文义的理解、感情基调的把握等诸多问题。笔者所不能认同者，此其二也。在对第二个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刘文对“剪烛”、“夜话”等关键意象进行了解释。笔者所不能认同者，此其三也。撰成此文，希望刘先生指正，也希望广大古典诗词爱好者批评。
　　我们读《夜雨寄北》一诗，首先应当弄明白此诗所寄的对象是谁，即使所寄对象难以确指，也应尽可能排除一些不准确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所寄对象应该就是李妻王氏，即此诗为“寄内”之作。有人甚至怀疑该诗的题目应该是《夜雨寄内》。实际上，在众多流传的《李商隐诗集》旧版本中，只有明代姜道生刻《唐三家集》中《李商隐集》本作《夜雨寄内》。研究专家们多已指出姜本的谬误、错讹，不能以此为据认为是“寄内”之作。除了版本上的依据外，其实只要对李商隐生平有所了解，亦不难判定此诗只能是《夜雨寄北》不能是《夜雨寄内》。根据诗中“巴山夜雨涨秋池”一句，可以推断出李商隐作此诗应该在巴蜀，季节为阴雨绵绵的秋季，且从诗意看，诗人当时长期滞留此地。结合李商隐的生平踪迹，此诗只能是作于在梓州从柳仲郢幕期间(所谓“巴蜀之游”，实无此事，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已辨)。这时李妻王氏已经亡故。据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的考证，李妻当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卒于卢幕罢归之前。李商隐《七夕》(此诗作于大中五或六年的七夕)一诗写道:“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就是抒发己与亡妻相见无期，欲求为牛女一年一度相逢而不得的感伤。据此，可以否定李诗所寄的对象为王氏这一观点。似乎像《夜雨寄北》如此深情款款之作就应该写给妻子，似乎此诗就应该是李商隐与妻子王氏琴瑟和弦的见证。但是事实并非尽如人愿，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写的就是诗人和歌妓目成心许的相恋之情。那么这首诗所寄对象应该是谁?难以确定，或许是北方的一位红颜知己。如此理解此诗会不会影响该诗的情感表达?其真情实感会不会大打折扣?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此诗所寄对象当为北方的一位红颜知己或一位要好朋友。就如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可以取消劝酒送行的具体对象，通用于一般朋友离别一样(唐人多用此阳关曲送别)，摈弃了具体的人事，使得诗歌得到升华和提纯，从而有了更普遍的概括性和更典型的意义。
　　一些优秀的古典诗词其实就是一幅画、一个富有包孕的时刻、一座七宝楼台，不可能、更不应该拆开它、打碎它，把它分成几段。像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描写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中所描写的就是一幅完整的画，如果拆成几段，不仅不美反而破坏其完整性。又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写的就是少妇忽然见到陌头杨柳青青，由此想到去年折柳送别、感叹今日闺房独处这样一个富有包孕的时刻。还有一类诗就如同七宝楼台，根本就没办法把它拆分为几个部分。如李商隐的名篇《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著名学者王蒙先生把这首诗看成是诗人李商隐混沌心灵场的典型显现，并且将《锦瑟》一诗的心灵场结构图画成一只蝴蝶形状的图形(《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这样的诗根本就找不到拆分的端口，只能是一个整体存在。但是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却有所不同，要想真正理解此诗，就必须对该诗的曲折、顿挫的抒情结构进行一番分析。
　　“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一句已含转折。“君问归期”已显出询问者的焦急等待心情，“未有期”的回答则使得双方都陷入有情人难长相守的苦痛之中。先是唤起幸福的希望，继之以破灭的失望作答。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形成第一次翻转。“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既是对诗人所在环境的描写，又渲染了诗人心头的孤寂之感。“涨”字用得实在妙!秋雨不断地洒落在秋池之中，伴着淅淅沥沥雨声而起的孤寂之情不断汇聚在心池之中;秋雨涨满秋池必然溢出而流向它方，孤寂之情涨满心池也必然会找寻排遣的渠道。于是诗人笔锋一转，引出一个温馨的画面:“共剪西窗烛”。此前诗中充斥着清冷孤寂的氛围:异乡、客舍、孤灯、秋夜、秋雨，使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更增添了孤寂之感。而“何当共剪西窗烛”之句，诗人用想象创造了一个温馨之中又有点浪漫的气氛。此前的种种冷暗色调被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温馨和甜美。至此，高妙的诗人继续翻转着他那支神来之笔:一对久别的知己，抛却了一路的辛劳，抛却了外面的熙熙攘攘，关上门窗，点上蜡烛，相视而坐，互诉衷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对久别重逢的知己谈话的内容竟是“此夜”的巴山夜雨及巴山夜雨时的思念。诗人因耐不住今夜的寂寞而憧憬未来的相聚，而这向往中最大的快慰就是回味今夕的寂寞和思念。诗人不停地翻动他的神来之笔，由“此夜”巴山夜雨的孤寂凄凉到憧憬来日共剪烛花的温馨甜美，再到“话巴山夜雨”的亲切感人。三次跌转腾挪，完成了一个大的循环。诗人神驰一周以后，眼前的孤灯已经荡漾着未来时空中红烛所传来的温暖的烛光，眉头已经展开，眼角的愁意也渐渐融化。整首诗的感情应是经历了孤寂苦闷到温馨甜美，再到亲切感人这样一个过程。其感情基调或许带有些许的孤寂之感，但是这种孤寂之感已经被“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温馨冲淡了。感情是复杂微妙的，它虽然浸润着对未来的憧憬，却也融入了对现实空虚落寞的感受;在给人以安慰的同时又略感诗人今夕的苦况，即“巴山夜雨”的落寞。
　　以上是笔者对这首诗内在情感的把握和理解，同时点出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如果此理解大致不差，那么刘文中的一些看法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刘文对“何当共剪西窗烛”的理解是:“此时的‘共剪西窗烛’不过是诗人向往的，曾经拥有的，追忆的往事。”“何当”应该理解为(指向未来的)“什么时候”之意。那么“何当共剪西窗烛”自当是由眼前孤寂之苦所引发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绝非是对“往事”的“追忆”。其实如果把“何当共剪西窗烛(未来)，却话巴山夜雨时(现在)”两句联系起来看，就不可能产生对“往事”的“追忆”这样有悖于生活常理的结论。过去不可能谈到现在的事情，只可能未来谈及现在的事情(在想象中完成)，所以“何当共剪西窗烛”只能是对未来的憧憬，不可能是对往事的追忆。这些问题理清了，《夜雨寄北》一诗的感情基调自然不会为“凄艳”或者其他，只能是对未来憧憬之中略带今夕空虚、孤寂的淡淡落寞之情。
　　正是因为刘文对《夜雨寄北》中包含诗人情感和诗歌的感情基调理解存在偏差，刘文对“剪烛”、“夜话”等诗歌中重要意象理解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谈到“剪烛”时，刘文指出“烛俨然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有情人的化身”。并且认为杜牧的“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二首》其二)是对“烛”很好的注释。“诗人剪烛，更是剪愁……诗人孤坐凄雨夜，寒盏孤灯，相思苦;明知相思苦，却又苦相思;剪断相思，剪去离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烛剪而弥亮，愁剪而弥重，情剪而弥长。”“共剪西窗烛”本来是幸福、温馨甜美的事情，是诗人因“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孤寂而对日后快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刘文却成了“剪愁”、“垂泪”的象征。巴山听夜雨本来就是非常孤寂清苦之事，惟有眼前寸许烛光能给诗人带来些许安慰，正是眼前暖意融融的烛光驱散了周围的冷暗，引起诗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刘文“剪愁”、“垂泪”之解，既不合乎情又不合乎理，笔者断不敢从。
　　“夜话”本来是两个相互凝视对方、互诉衷肠的温馨感人的场面。刘文却言“‘男儿有泪不轻弹’，有哪个男人会在夫妻见面时喋喋不休地诉说?电影艺术的经典情节告诉我们是妻子在无尽地诉说。深受儒教熏陶、胸怀大志，要做大丈夫的李商隐更是如此”。按照刘文的逻辑，“何当共剪西窗烛”中的“共”字便没了着落，大丈夫李商隐更不可能和小女子“共剪西窗烛”，让她一个人剪烛花好了!实际上，对于久别重逢的故人而言，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共同倾诉对对方的思念。从他们谈话的内容——“话巴山夜雨”，我们也能知道是两人相互诉说着思念之情。
　　可见《夜雨寄北》这类“不用典故”“语言平白”的诗歌，同样要求我们用心体会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精妙的艺术手法，用心去寻得其中深味。
　　(刘学锴先生《开拓心灵的诗人——李商隐》的报告对本文撰写有一定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古卫红）